1950 年 6 月 10 至 6 月 15 日这 6 天的历史真实在上述档案文件中反映得清清楚楚，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却被张仃本人及其他一些人大肆渲染成，张仃和梁思成关于国徽中是否采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说张仃认为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新中国宣布诞生的地方，而梁思成则认为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他们把此炒得沸沸扬扬，到处散布,《中华读书报》1998 年 2 月 6 日整版文章，12 月 19 日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对张仃的采访等等，目的就是一个，把整个国徽设计就集中到是否采用这一点上，抬高张仃，贬低梁思成，进而说现在国徽的设计者(有的叫做“主体创意”者)是张仃，而梁思成等只是按照张仃的创意制图，是
然而档案纪录的历史事实是，在 6 月 10 日政协常委会“议决采取国徽为图案”后的第二天 6 月 11 日下午，梁思成作为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参加国徽小组会议发言讲了对所选方案的意见的那一段话，会议最后：“原则上通过图形”，晚上周恩来“提示”梁先生“要以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梁先生接受了。哪里表明和哪有时间梁思成和张仃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呢?而且把张奚若 6 月 11 日同意采用图形的话“它代表中国五四革命运动的意义，同时亦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地”变成了张仃的线 日提交的《国徽应征图案含义》中对图形的解释还是：“ — 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哪里有“五四运动”“新中国诞生”的字眼呢?
至于说梁思成认为是“封建皇权的象征，怎么把封建皇权的象征变成人民政权的一种象征呢?他没有想到这一点”，那是 1993 年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先生的线 年还是个中学生，这些话只能是梁从诫先生几十年后想当然的推想。张仃是 1950 年 6 月 11 日国徽小组会议的参加者，他应该知道梁思成在会上讲了什么，怎么可以把会上张奚若的话变成自己的话，把几十年后梁从诫的话变成梁思成的话，在电视上侃侃而谈呢！
我们却可以举出一个反证，证明梁思成先生当时不会这样来认识。1950年 5 月 7 日出版的《新建设》，发表了梁思成的文章《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文中写道：
不是皇宫的大门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上由毛主席昭告全世界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建筑传统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杰作。
梁思成和张仃的争论和分歧是什么呢?主要是在国徽的艺术要求和艺术形式上。梁先生说：“采取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这是几十年后被一些人揪住不放的一句话)，也是从“式”上面讲的。张仃等在 6 月 15 日的《图案说明书》中也是说：“梁先生认为：为一种建筑物，不宜作国徽中的构成物，图式化困难”。这里没有牵扯到任何有关的政治象征问题。比较一下梁思成先生 6 月 15 日的报告和同一天张仃提交的设计说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在对国徽的艺术要求和形式处理上是存在明显分歧的。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稍具艺术鉴赏力的人，只要把上述历史文件读一遍，再把 6 月 15 日张仃等提交的方案和清华大学营建系 6 月 17日提交的方案比较一下，一定会判断出两者艺术水准的分野。
从 6 月 15 日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清华营建系提供了至少 3 个方案，政协档案馆藏有多个清华营建系设计的国徽图案，但 6 月 15 日参选的“第一式”和“第三式”具体是哪一个？根据会议记录“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与清华 6 月 17 日提交的图案比对，可以推测，两个图案如下（左为第一式，右为第三式）：
6 月 17 日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在梁思成、林徽因的领导下提交了设计方案和《国徽设计说明书》，
国徽不是寻常的图案花纹，它的内容的题材，除象征的几何形外，虽然也可以采用任何实物的形象，但在处理方法上，是要强调这实物的象征意义的。所以不注重写实，而注重实物的形象的简单轮廓，强调它的含义而象征化。
它的整体，无论是几件象征的实物，或几何形线纹的综合，必须组成一个容易辨认的、明确的形状。
这次的设计是以全国委员会国徽小组讨论所决定采用为国徽主要内容之一而设计的。
因为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物，而它前面还有石桥、华表等许多复杂的实物，所以处理它的技术很需要考虑，掌握象征化的原则，必然：
(一)极力避免画面化，不要使它成为一幅风景画，这就要避免深度透视的应用，并避免写真的色彩。
(二)一切需图案化、象征化。象征主题内容的，同其他象征的实物的画法的繁简必须约略相同，相互组成一个图案。
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本文作者评注：是清华的设计说明这么说的，而张仃的设计说明没有如此说，怎么几十年后，被张仃给颠倒过来了。）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为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通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人民空前巩固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周围。就这样，以五种简单实物的形象，藉红色丝结的联系，组成一个新中国的国徽。
在处理方法上，强调五星与在比例上的关系，是因为这样可以给人强烈的新中国的印象，收到全面含义的效果，为了同一原因，用纯金色浮雕的手法，处理，省略了繁琐的细节与色彩，为使象征化，而更适合于国徽的体裁。红色描金，是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手法，兼有华丽与庄严的效果，采用作为国徽的色彩，是为中国劳动人民所爱好，并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尽管政协常委议决“采取国徽为图案”,要求国徽以为主体来设计，但清华的方案却是，“采用为国徽主要内容之一而设计的”，“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为主要内容”。在这里只是主要内容“之一”，不是“唯一”，而且不是“第一”，“第一”是“国旗上的金色五星”。方案中图形并不像张仃的方案那样撑满整个画面作为唯一的“主体”，而是“强调五星与在比例上的关系”，把一个正立面的、程式化的、浮雕式的置于国旗的五颗金星之下，只占画面的三分之一不到。把国旗上的五颗金星引入国徽图案是林徽音先生 1949 年 10 月 23 日的国徽方案中首创的。国徽采用金红两色浮雕造型，极富中国特色。红的底色配上五颗金星，正是一面满天空的五星红旗，这一点设计人开始也未意识到，而是被参加国徽评审会议的李四光先生一语道破的。用国旗以及国旗映照下的来表达新中国的政权特征显然比只用要好得多。这是梁思成、林徽音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组对国徽设计的最大贡献，也是国徽主题的最重要的创意。
政协第 6 小组在 1950 年 6 月 21 日呈送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国徽审查组报告》中写道，报送的国徽图案“以国旗和为主要内容”（本文作者评注：政协也改变了，从“以为主体”改为“以国旗和为主要内容”），1950年 9 月 20 日主席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说明》公布“国徽的内容为国旗、、齿轮和麦稻穗”。两者都是把国旗作为国徽内容的首位。
张仃先生(也许是周令钊先生)率先提出国徽中采用图形，并被政协常委会接受，是历史的事实，应该加以肯定。但国徽设计决不仅仅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国徽最终采用了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方案，也是历史的事实。
6 月 12 日上午，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在清华大学新林院 8 号家中召集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一同开会，组成国徽设计小组。梁先生还传达了周总理要求国徽图案内容除增加外，还要增加稻穗。
林徽因先生让我去画的透视图，她要我去系里资料室找出以前中国营造学社测绘的实测图作参考。当我看到实测的建筑立面图时，感到它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布局，本身就显示出一种庄严雄伟的气势，而且在视觉上有一种深远感。赶紧向梁、林两先生报告，建议改用立面图。这建议得到梁、林两先生和小组全体向志的赞同。
林徽因先生提出了“国徽”和“商标”区别问题，进行讨论。林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国家的“国徽”和家族“族徽”，以及一些商品的“商标”，作了分析比较。
张昌龄先生接受研究齿轮形式的任务，他特意去找清华机械系的老师请教绘制标准机械齿轮图的原理和方法。
清华大学营建系 5 月 17 日报送的方案显然比张仃等 5 月 15 日提交的方案胜出一筹，国徽审查小组多数人“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第 6 小组副组长沈雁冰的《国徽审查小组报告》显示了这一点：
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金朱两色、、五星)者，计有：张奚若、郑振铎、、蔡畅、邵力子、陈嘉庚、李四光(李未到，然昨天已表示赞成此图之原始草样)。
邵力子于赞成该图样时，提一意见，主张把梁的原始草样之一与此次改定之样综合起来，使此改定样的更像真些。
赞成的理由：梁图庄严，艺术结构完整而统一，(邵力子说张图美丽而梁图庄严)。
马先生对于梁图，认为用金色，与今日之为红色者不符，与革命的意义上有所不足。
关于梁图之改色一层，小组会上有过研究，且以色纸比附，结果认为红地金色有些庄严感，配以或杂以他色，皆将弄成非驴非马。
雁冰曾询在组以外见过此两图者之意见，或言张图美丽，或言梁图完整，而觉得两图都不理想。
在年长的一辈人中间，对于张图意见较多，对于梁图意见较少。报告呈上，请尊决。
6 月 15 日以后，张仃领导的设计组也在修改他们的图案，政协档案馆收藏有一幅国徽图案：
从用飘带裹稻麦穗，图案是正透视，前面有金水桥，天空有光芒等可判断是张仃领导的美术学院设计组设计的，但已经把原来设计图中置于顶部齿轮中间的 1颗五角星改为 5 个五角星（1 大 4 小）放在上方，星与均为红色，背景从蓝天改为黄色，从错画成 10 开间改为正确的 9 开间等，可以判定这是张仃设计组在 6 月 15 日之后画的另一个图案。但图中四颗小五角星不是像国旗上那样围绕大五角星向心布置的，两边城墙上各有 4 杆旗帜，左（西）边的向右（东）飘，右（东）边的向左（西）飘。
决定性的日子是 1950 年 6 月 2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此时正在召开，全委会在 6 月 20 日召开国徽审查会议。出席人有：沈雁冰、张奚若、邵力子、马叙伦、李四光、张冲、陈嘉庚、郑振铎、蔡畅、邢西萍、周恩来、欧阳予倩，缺席人有：翦伯赞、钱三强、张澜、马寅初、梁思成、、郭沫若、田汉、李立三。列席人：朱畅中。梁思成因病未能参加，派当时任营建系秘书的朱畅中前往。
会议厅内摆放着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组和中央美术学院张仃领导的设计组的多个送审方案，周恩来总理和到会成员进行了评审。
上次小组讨论的时候，大家都同意第二图，不过还须把上面五星改小一点。虽然第二，第六两图都有，但是颜色花绿，不够庄严，请大家再讨论一下。
第二图在艺术上非常成熟，结构完整而统一，较第一图门洞显明，较第六图庄严。(郑振铎张奚若沈雁冰)
印时用金色和红色，若用黄色和红色则不够美观，金色和红色表现了中国特点，第六图红红绿绿，虽然明朗，不够庄严。(马叙伦 周恩来)。
旁的一排小栏干可以不要，因这样显着太琐碎，不够大方，稻子也显的(得)不整齐。(张奚若、郑振铎)
最后周恩来委员提意(议)写一个解释书，将第二图拿到会场。使大家脑子内有个印象，然后印发图样，以便表决时，看得更清楚一些。
国旗、国歌、国徽都曾登报征求图案，投稿人态度都很认真，全委会对他们应有奖励，现已拟定一褒奖办法，现在报告如下：
1.第一等：除由政务院发给奖历(状)外，并奖给人民币一千万元，政协纪念册一本。
2.第二等：由全委会或政务院给予谢信外，并奖给五百万元，政协纪念册一本。
3.第三等：国旗、国徽初选列入者，除由全委会或政务院给予谢信外，各赠初选图案印册一本。
最初应征的许多国徽图案，常委会审查时都不甚满意，后发现一有图案，尚可采用，颜色差，便由它作主体来改造，逐渐改成二图(前身有四图)，二图与六图尽管体系性质不同，但二图的图案是由六图改造而成的。所以最初造意与描仿画下来的都不能不奖，给奖章纪念册都不成问题，奖金多少，望大家考虑。
郑振铎：最初的图不但有，而且国旗也包括在内，这点在给奖时应提起注意，我的意见较完整的(当选的)奖给五百万元，而有(造意的)奖三百万，带齿轮(照着描画的)奖二百万。
张奚若：这不是大家分钱的问题，而是对当选者一个隆重奖励，并表示对国徽尊重，第六图虽有，并非个人创造， 而是抄政协徽章的内容。我主张当选者奖给一千万元，其他则是另一问题，可酌情给二等奖。
当选国旗、国徽、国歌都一律奖给一千万元，此外采用有作内容的(造意的)奖给五百万，照着画下来的也奖五百万元 (马叙伦、沈雁冰)
从会议纪录中可以看出，与会者在比较了第二图(梁图)和第六图(张图)后，赞成第二图当选。但在讨论褒奖时发生了争议，马叙伦认为六图是“最初”有“造意的”，“二图的图案是由六图改造而成的”；但郑振铎指出：“最初的图不但有，而且国旗也包括在内”，而张奚若更指出：“第六图虽有，并非个人创造，而是抄政协徽章的内容”。尽管最后以“妥协”的方式达到“大家一致同意”却种下了后来为国徽设计者是谁发生争议的根源。但是，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并不取决于当时当事人的评价，而取决于历史事件的本身，取决于历史的真实。
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全国政协一间会议室里，沿墙边椅子上、墙上、沙发上陈列着美院和清华送去的大小国徽图案多件，正中墙前左侧摆着清华方案，右侧为美术家的方案。
不久，周总理亲临会场，会议主席沈雁冰先生就宣布开会。接着有的委员指着美术家的图案详述优点，表示赞成美术家的图案中选。有的评委赞成清华的金、红两色的图案。众说纷纭，气氛热烈。大家的意见讲完了，会场陆续安静下来，似乎在等着周总理表态。而周总理却注意到一直沉默不言的李四光先生，悄悄地走到李先生的座旁，双手扶着沙发问李先生：“李先生，您看怎样？”李四光先生左顾右看，再次比较了两家设计的国徽图案，然后指着左边清华的图案说：“我看这个图案气魄大，上空像是一幅整个天空一样大的五星红旗，气魄真伟大；下边，前的广场也显得宽广深远，气势恢宏。金、红两色，使得整个图案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对称均衡、庄严典雅又富丽堂皇，我赞成清华大学这个方案。”周总理又再次看了两家方案，随即询问大家是否还有其他意见。他停顿片刻，看看没有人想发言，就接着说： “那么好吧！就这样决定吧！”委员们纷纷表示赞成。
朱畅中先生回到清华，向梁思成、林徽因先生报告了会议情况。清华营建系国徽设计组第二天赶制了一个向政协大会展示的国徽图案，
二、以国旗和为主要内容，国旗不但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亦可省写国名。则象征“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合于条例“中国特征”的规定。
三、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亦寓地广物博的意义，以绶带紧结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联盟。
1950 年 6 月 23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主席主持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和所报送的国徽图案。
林徽因先生作为设计者应邀参加了会议，当毛主席宣布通过国徽图案时，林先生流泪了。（梁从诫回忆）
在国徽图案通过之后，梁思成推荐当时在清华大学营建系任教的雕塑家高庄教授进行国徽浮雕模型的设计和定型工作，并由营建系教师徐沛真协助工作。
高庄先生对国徽图案中的一些细部处理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就大刀阔斧地修改起来。这就引起了一些议论，觉得国徽图案已被国家最高领导三次审查通过，任何个人随意修改是不合适的，除非得到最高领导批准。梁思成先生虽然非常信任和支持高庄先生的才能和意见，但是也无法随便同意。当时，高庄先生就上书毛主席，他坦率地向毛主席提出自己对国徽图案的意见和改进的想法。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艺术家，……（本文作者注：此信档案未查到，据清华建筑系原党总支书记楼庆西说，他见过此信的文字。）
不久彭真同志来清华大学看望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并到新林院 9 号看高庄先生塑造国徽模型的情况，带来了中央领导的意见和信息。
高庄为国徽的浮雕模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严肃认真、精雕细刻，对原有图案进行了精致的修改和完善，到 8 月中旬完成了国徽石膏模型。
1950 年 8 月 18 日在政务院会议室召开《关于国徽使用、国旗悬挂、国歌奏唱办法及审查国徽图案座谈会》，高庄在会上发言：
各位领导：国徽模型的塑造，被我耽误了很多时间，非常抱歉!不过耽误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纪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赋予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因此我在塑造中间作了一些修改，是否妥当，请予裁夺。
(一)同意国徽使用、国旗悬挂、国歌奏唱三项办法草案并加以修正。(附修正草案)
国徽图案最后定稿，在浮雕过程中，有部分的修改，大家一致同意这个修改，其修改部分及理由如下：
总的来说，修改稿较原稿严肃、统一 、有组织、有规律，在技术性上更完整。美中不足者，嘉禾叶子稍嫌生硬，拟再略加修改。
会后，高庄和徐沛真对模型作了适当的修改后定型，并绘制了国徽图案的墨线图和剖面图，上报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在 1950 年 9 月 20 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在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缅怀为国徽设计和诞生作出历史性贡献的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高庄先生，缅怀参加国徽设计并为维护国徽设计历史真实奋斗的朱畅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