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在两种利益间难以取舍，而韩国在本国安全与大国战略平衡之间，也是如此。某种意义上，乐天困境是韩国困境的缩影。美朝之间的“1.5轨”对话设想取消了，中国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年内不再进口朝鲜煤炭，朝鲜副外相访华……这一连串的事件，看上去很复杂，其实道理很简单：当。作为近邻的朝鲜半岛进入一个高风险时期，管控危机，维持半岛稳定，进而推动无核化，依然是中国最核心的利益所在。“萨德”入韩，中韩关系处于微妙时期，乐天跌入了两国安全互信缺失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火山口之中。乐天在中国将承受什么样的损失，尚不明确。当然，中国人也许可以选择用人民币来抵制乐天，但任何逾越“市场关系”的激进行动，比如烧等，并不是“爱国”行动，反而会造成态势的扭转。
中国在抵制“萨德”时，韩国人的看法却令我们深思！韩国的《民族日报》不仅也认为“决定部署萨德是朴瑾惠政府主要的政务失误之一”，甚至还指出，一旦萨德部署，韩国就会“立刻就会成为美中军事对决的最前线”，“只会导致原本就已经极其严重的朝鲜核导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中国人在抵制韩国部署萨德行为时，更应该找准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批判的是韩国政府不顾很多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不顾韩国星州郡民众的未来，强行部署萨德的做法。我们采取的制裁手段，也应该是以韩国政府及其周围的财团为靶心的。
韩国为何要坚持而且加速部署“萨德”系统？在“萨德”部署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韩国政局因素以及半岛、东北亚地缘政治动向？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进行透彻的了解，中国打的就只是一场意气之战，拿着棍棒乱舞，却根本找不到对方的痛点，甚至是反过来误伤自己。反制“萨德”，中国必须超越简单的“惩罚论”。中国之所以反对“萨德”，最直接的理由是维护战略安全，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要穿透“萨德”部署带来的迷障，确保中国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主动地位。基于此，中国的行动就必须超越简单的“惩罚论”或是“教训论”，而是要从一个更高的战略高度，并根据当前韩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其政局发展情况，来制定综合性、针对性的应对之策。
面对我们对于“萨德”如此强烈的不满，韩国人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韩国的《民族日报》不仅也认为“决定部署萨德是朴瑾惠政府主要的政务失误之一”，甚至还指出，一旦萨德部署，韩国就会“立刻就会成为美中军事对决的最前线”，“只会导致原本就已经极其严重的朝鲜核导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耿直哥、夏安在“环球时报”指出，中国人在抵制韩国部署萨德行为时，更应该找准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批判的是韩国政府不顾很多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不顾韩国星州郡民众的未来，强行部署萨德的做法。我们采取的制裁手段，也应该是以韩国政府及其周围的财团为靶心的。
这两天，随着韩国乐天百货正式决定与韩国政府签署协议，同意将公司所有的一块土地拿出来给韩国官方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咱们中国这边对于韩国的抵制也开始了最为彻底、最为激烈的一轮。
可面对我们对于“萨德”如此强烈的不满，韩国人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你别说，不少韩国人的反应还真挺令人吃惊的！
其中，曾经在中国工作过，如今已回到韩国的妹子Kay就表示，她认为她身边的韩国朋友现在最在乎的并不是中国和“萨德”的事情，而是“弹劾朴槿惠”。
毕竟，在韩国人看来，身为国家领导人的朴槿惠犯下的错误太多了，其中大多都会直接影响到韩国人生活，已经韩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所以比起这些问题来说，“萨德”已经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了。
另外，针对有人认为“韩国部署萨德是因为中国控制不住朝鲜”的说法，这位妹子则表示，她周围的韩国朋友并不认为韩国部署萨德与中国能否控制住朝鲜有多大关系。实际上，她觉得没谁能控制得住朝鲜……
其次，一位正在中国留学的韩国妹子Cindy更是干脆地指出，在韩国人眼中，中国现在正在大力抵制的乐天百货，其实从根源上来说都不是一个韩国企业——而是来自于日本……
因此，她认为乐天百货和韩国官方这次进行的关于萨德部署的交易，也不是出于乐天是韩国企业，而是因为过去几年被爆出很多政治丑闻的乐天百货，希望和韩国政府搞好关系，甚至认为这可能比中国的市场更致命。
不过，Cindy也认为她很难理解为啥韩国政府要现在就强行部署“萨德”，而不是等新政府上台后和中国妥善协商后再做决定。这一观点也于前面Kay所介绍的情况比较吻合，就是目前可能多数韩国人更倾向于暂且搁置“萨德”的事情，等新任韩国总统上台，并组成新一届政府后，再由这个公众新任的政府去和中国商量此事。
实际上，这两位普通韩国人的观点，在一些韩国的主流媒体上也得到了同样的展现。比如韩国的《民族日报》就在该报的官方社论中直接呼吁：“萨德问题应留待韩国下届政府解决”。
而且，《民族日报》不仅也认为“决定部署萨德是朴瑾惠政府主要的政务失误之一”，甚至还指出目前韩国社会对于萨德是否真管用的争议“仍然没有消失”——可“毋庸置疑”的是，一旦萨德部署，韩国就会“立刻就会成为美中军事对决的最前线”，“只会导致原本就已经极其严重的朝鲜核导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最后，《民族日报》还清醒地指出：“一味追随美国政策，进口昂贵的武器到韩国，并不能真正解决韩国自己的问题。”
而且，这其实也是我们中方反对萨德的一个核心原因：我们认为把美国的萨德系统部署在韩国，不仅威胁中国的安全，更认为这对朝鲜问题的解决，乃至韩国自身的利益都没有什么实质的好处。
《环球时报》也曾经多次刊登文章，指出对于萨德的部署不仅会激化朝鲜的情绪，更会令韩国彻底沦为美国和日本的“核肉盾”。
其实，居住在这次韩国要部署萨德系统的韩国星州郡山区的居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恐怖的后果。根据韩国多家的报道，这些居住在山区里的100多户居民正在发起抗议，因为他们不愿意当任何人的炮灰，可迎接他们的却是10倍于他们的警察，不让他们去部署萨德的地址抗议。
可又岂止这些韩国星州的居民不愿意当炮灰，在日本冲绳，当地居民为了摆脱给美国人当遏制曾经的苏联，以及如今的中国的肉盾的命运，数十年来一直在进行着抗争。
然而，正如日本政府根本就不在乎冲绳民众的命运一样，韩国星州的居民也被韩国政府直接“牺牲”掉了。
根据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有韩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美国已经对韩国下了要求，就是要“在韩国新政府上台前将‘萨德’部署完成”，以“使其成为既定事实”，好让下届政府“无法逆转”。
所以，其实不少韩国人也很反对目前韩国政府在美国的要求下强行部署“萨德”的做法，他们也已经清楚地看到“萨德”对于韩国，乃至对于整个朝鲜半岛的和平来说，其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所谓的“正面”效果。
因此，中国人在抵制韩国部署萨德行为时，更应该找准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批判的是韩国政府不顾很多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不顾韩国星州郡民众的未来，强行部署萨德的做法。我们采取的制裁手段，也应该是以韩国政府及其周围的财团为靶心的。
至于韩国民众，我们则应该多和他们沟通和讲道理，去团结他们，好让更多韩国人明白，中国今天激烈的反应，绝不是一种所谓的“大国沙文主义”，也绝不是在“欺负”韩国，而是我们不希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乃至和平进程，都被一件件美国人送来的武器给打破。
更何况，作为朝鲜和韩国的直接邻国，你们如果真出事了，美军可以撒手就撤，中国往哪撤？
韩国为何要坚持而且加速部署“萨德”系统？在“萨德”部署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韩国政局因素以及半岛、东北亚地缘政治动向？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进行透彻的了解，中国打的就只是一场意气之战，拿着棍棒乱舞，却根本找不到对方的痛点，甚至是反过来误伤自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李开盛认为，中国之所以反对“萨德”，最直接的理由是维护战略安全，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要穿透“萨德”部署带来的迷障，确保中国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主动地位。基于此，中国的行动就必须超越简单的“惩罚论”或是“教训论”，而是要从一个更高的战略高度，并根据当前韩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其政局发展情况，来制定综合性、针对性的应对之策。
当乐天批准同韩国国防部的换地协议、“萨德”系统进入实质部署之际，中国政府与民间的进一步反对声浪与举措也变得不可避免。毕竟，中国政府早已有言在先：绝不允许“萨德”部署损害到自己的战略与安全利益。既然阻止不了，就得部署相应的对冲措施，并让损害自己安全利益者付出代价，这也是国际政治博弈的必然逻辑。
不过，在部署进一步的对韩反制措施之前，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弄明白：韩国为何要坚持而且加速部署“萨德”系统？在“萨德”部署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韩国政局因素以及半岛、东北亚地缘政治动向？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进行透彻的了解，中国打的就只是一场意气之战，拿着棍棒乱舞，却根本找不到对方的痛点，甚至是反过来误伤自己。特别是考虑到半岛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后果的严重性、甚至不可控性，就必须对我们所针对问题的本质和背景有一个深刻而理性的了解。
韩国之所以坚持部署“萨德”系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要以向美国的政治效忠换取美国对它的终极安全保障。在朝鲜核能力日益精进、朝核问题解决仍然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韩国政府进一步坚定了依靠美国军事力量和安全保证威慑朝鲜的决心。而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得到美国人的保证，就必须替美国人做些事，那就是部署对美国人有用而自己用不大上的“萨德”系统。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强化在半岛的军事存在，牵制中国与朝鲜，都是他们的兴趣与利益所在。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在内政外交上多反奥巴马而行之，但在“萨德”问题上毫无二致、毫不犹豫地继承了前任立场的原因。
美国人对待“萨德”，当然是希望“一石双鸟”甚至“多鸟”，即在探测朝鲜导弹的同时，也随时准备将其用于窥探、防御中国和俄罗斯的导弹系统，以扩大自己的战略优势，获得更多牵制两国的筹码。需要注意的是，韩国政府口头坚称用于对付朝鲜，它是不是也有借机牵制中国的考虑？这一点不能完全排除。毕竟，面对中国的崛起，已安于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韩国担心中国在东亚甚至世界重新洗牌，甚至恢复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另外，对于核试验之后中国的对朝政策，韩国也心有不爽。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多留个心眼也符合韩国的逻辑。
至于用来对付朝鲜核威胁这一朝鲜政府坚称的理由，并非完全不成立，但可能只占有最小量的位置。面对朝鲜的短、中、远程导弹甚至是潜射导弹的全方位发展，以及相对原始但极具现实威胁的火炮系统，“萨德”系统的作用只能是聊胜于无，心理安慰作用远大于实际效果。但面对这样利己很小、伤人（对中国）很大而且明知自己最终将付出极大代价（来自中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的反制几乎是完全可预知的）的情况，韩国政府却义无反顾，则说明了其民族性格中倔强而少宽容、重自我而轻他人的成分，以及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决然性格。不看到这一点，就很难理解包括部署“萨德”系统在内的韩国的种种外交行为。
另需注意的是，朴槿惠被停职之后，黄教安作为代行总统，却并不满足于“看守”的角色，而是拿出不输于朴槿惠的劲头推进“萨德”系统的部署，则折射出微妙的韩国政局动向。这表明执政的保守派对于3月上旬宪法法院可能做出的判决是否支持朴槿惠复职没有信心，对下届总统大选中保守派能否维持住政权没有信心，对可能上台的进步派政权能否继续推进“萨德”的部署更加没有信心，所以才要争分夺秒地推进这一可以代表保守派的政治遗产。而从韩国进步派对美较少信任、主张对朝对话的基本政策基调来看，他们对“萨德”系统是有保留态度的。但如果保守派已将生米煮成熟饭，他们即使掌权，可能也不得不咽下去。
综上分析，“萨德”部署绝不仅仅是一次安全上的动作，而是涉及中美韩三边地缘政治博弈，和中韩从历史到现实复杂关系的遗产。“萨德”部署之所以危险，主要还不是安全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那就是：在朝鲜半岛这一关键地缘政治区域，在中美战略矛盾显然加大的今天，韩国进一步明确了它向美国“一边倒”的立场。与此同时，韩国的这一决定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做出和仅仅基于理性利益算计的作为，而且还渗透了独特的民族性格与情绪成分。而中国所要应对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抽象为“韩国”的单一政治行为体，而是包括不同政见、甚至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政府、党派、企业甚至是媒体的混合体。特别是在朴槿惠“闺蜜门”处在等待宪法法院最终裁决、总统大选即将举行的过渡时期，如何认识一个复杂的韩国、准备应对一个新政府执政下的韩国，可能就显得特别重要。
中国的反制，必须基于上述事实来进行。在把握事实的基础上，需要时刻谨记的是：为什么要反对“萨德”？并由此问题的回答来解决如何反对“萨德”的问题。显而易见，基于上述分析，中国之所以反对“萨德”，最直接的理由是维护战略安全，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要穿透“萨德”部署带来的迷障，确保中国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主动地位。基于此，中国的行动就必须超越简单的“惩罚论”或是“教训论”，而是要从一个更高的战略高度，并根据当前韩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其政局发展情况，来制定综合性、针对性的应对之策。
乐天在两种利益间难以取舍，而韩国在本国安全与大国战略平衡之间，也是如此。某种意义上，乐天困境是韩国困境的缩影。美朝之间的“1.5轨”对话设想取消了，中国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年内不再进口朝鲜煤炭，朝鲜副外相访华……这一连串的事件，看上去很复杂，其实道理很简单：当中美大国层面实现妥协之后，朝韩任何一方都很难延续“以小博大”的游戏。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孙兴杰认为，作为近邻的朝鲜半岛进入一个高风险时期，管控危机，维持半岛稳定，进而推动无核化，依然是中国最核心的利益所在。“萨德”入韩，中韩关系处于微妙时期，乐天跌入了两国安全互信缺失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火山口之中。乐天在中国将承受什么样的损失，尚不明确。当然，中国人也许可以选择用人民币来抵制乐天，但任何逾越“市场关系”的激进行动，比如烧等，并不是“爱国”行动，反而会造成态势的扭转。
在2月的最后一天，乐天集团与韩国军方签署了换地协议。“萨德”入韩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情。到今年年中，韩国的“萨德”系统将成为大国战略再平衡的关键所在。
乐天集团很可能会遭到商业上的损失。对于乐天而言，在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之间，难以取舍，而韩国在本国安全与大国战略平衡之间，也是如此尴尬。某种意义上，乐天的困境就是韩国安全困境的缩影。
乐天集团在中国有诸多业务，上百家超市、五家百货商店，而在韩国的乐天免税店，主要顾客也是中国游客。无论乐天有何种考虑，最终它签署土地置换协议，让“萨德”在韩国落地。乐天集团成为“萨德”入韩的最后环节，也让这一关系东北亚安全的“靴子”最后落地。换地协议也是乐天集团的一种“政治决断”，既然乐天已参与到外交与安全的博弈之中，就会面临一定的经济成本，乐天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也许已经预计到了可能的损失。
也许令人无奈的是，乐天集团手中的那块地正好被韩国军方给看上了，还要变成影响东北亚安全、乃至全球战略平衡的关键节点。如同一台机器一样，当所有的齿轮已经啮合之后，乐天就变成了夹在齿轮里的钉子，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所有的压力。这是两难选择，也是韩国的外交与安全困境在一家企业的投射。
乐天集团最直接的压力在于韩国军方急于部署“萨德”系统。自宣布部署“萨德”以来，韩国军方已成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推动者和执行者。虽然朴槿惠总统遭到弹劾，以青瓦台为核心的政治陷入了混乱，但是“萨德”入韩并没有逆转，而是在韩国政局混乱的机会窗口期加紧推进。乐天集团签署换地协议，让外界希冀的韩国新总统上台之后可以延迟或者放弃“萨德”部署的希望，最终成为泡影。对于美韩军方而言，部署“萨德”也是在“争取时间”，如果能够在新总统上台之前，“生米煮成熟饭”，那无论新总统是谁，恐怕都无力逆转。
“萨德”在韩国看来，是保护自身的盾牌。无论效果如何，军方、政府和民间都认为，“萨德”是防范朝鲜不断加剧的导弹威胁的有力工具。韩国面临的安全困境，从根本上看，是半岛局势及东北亚地区的大国政治，想以“萨德”求得安全，有些鸵鸟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萨德”入韩是韩国外交失败的表现：如果韩国可以在大国之间游刃有余，可以形成反制朝核威胁的国际共识，韩国面对的威胁就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放弃外交努力，执念于“萨德”，舍本逐末，也是朴槿惠政府放弃了通过漫长而艰难的外交努力去维持半岛均衡的必然结果。
“萨德”从不是简单的武器系统，而是关系到东北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大国战略平衡。“萨德”入韩，韩国看上去得到了一件盾牌的保护，也进一步绑定了美韩军事同盟，但是带来的却是系统性风险。韩国以中等国家之力而一脚踏入了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形势并不乐观。乐天所承受的压力，不过是韩国外交之困的最直观的体现而已。
目前，围绕朝鲜半岛其实是形成了双重的战略博弈：一是朝韩之间自分裂以来的统一意志的博弈，没有任何一方公开承认分裂状态的合法性；二是中美之间自朝鲜战争以来形成的大国意志的较量。这两种博弈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三八线”的存在，不仅是南北之间的分界线，也是中美在东北亚安全方面的分界线。“三八线”是东北亚“热战”与“冷战”的活化石，几经变幻，但依然带有强烈的阵营对垒意味。正是这种特殊的安全结构，为朝鲜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甚至出现了“以小博大”的特殊的地缘景观。
从19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围绕朝鲜半岛而产生的阵营化逻辑，就遇到了大国合作的对冲。尤其是在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三八线”所蕴含的对立色彩淡化了许多。对于韩国来说，中韩之间的互动打破了阵营对立的逻辑，可以依靠大国共识来实现自己在半岛的主导地位，这一逻辑的发展，就是朴槿惠政府曾将半岛问题的解决寄托于中韩交好。从这个角度来说，“萨德”入韩是韩国外交政策“试错”之后的选择：中韩之间互信倒退，韩国倒向美国，绑定美韩同盟，“萨德”入韩。
就本质而言，“萨德”终归还是中美俄之间的战略博弈，对于“萨德”不可避免地在东亚落地，中俄必然会有相应的反制措施。“萨德”在韩国部署，在战略上韩国就变成了美国的一部分，乐天的那块地更是如此，韩国的困境在于它需要承担大国博弈的巨大压力和成本，却得不到自己预想的安全保障。
美国不会为了韩国而与中国翻脸，反过来也成立。中美关系在特朗普刚上台之后有所延宕，但两国元首通话之后，各层级的交流和互动已经恢复如常，尤其是杨洁篪访美，与白宫各层面的人物都有见面。“萨德”并没有成为其中核心的议题。中美关系需要再定义，构建新的对话平台和渠道，这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平衡与共识是朝鲜半岛稳定的前提。
美朝之间的“1.5轨”对话设想取消了，中国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年内不再进口朝鲜煤炭，朝鲜副外相访华……这一连串的事件，看上去很复杂，其实道理很简单：当中美大国层面实现妥协之后，朝韩任何一方都很难延续“以小博大”的游戏。
对于韩国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部署“萨德”或者什么其他超级武器，而是认清自身在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的优势，扬长避短，充当大国之间的沟通者，在大国战略平衡的基础之上，遏制朝核的发展。无论朝鲜还是韩国，投机行为都会给中美造成困扰，乐天和“萨德”并没有掩盖朝核对半岛与整个东北亚带来的巨大威胁。
对于中国而言，作为近邻的朝鲜半岛进入一个高风险时期。管控危机，维持半岛稳定，进而推动无核化，依然是中国最核心的利益所在。“萨德”入韩，中韩关系处于微妙时期，乐天跌入了两国安全互信缺失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火山口之中。乐天在中国将承受什么样的损失，尚不明确。当然，中国人也许可以选择用人民币来抵制乐天，但任何逾越“市场关系”的激进行动，比如烧等，并不是“爱国”行动，反而会造成态势的扭转。越南曾经也发生过严重的烧事件，非但没有给本国带来外交优势，反而陷入了被动。
乐天之困，既是中韩关系面临的重大的挑战，也是中韩关系最终好起来的基础，毕竟，这两个市场已经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理性，需要合理的预期，“爱国”也需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这是两个国家最终能够解决重大分歧的心智基础。
近期，住建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住建部副部长陆克华在回应“房地产税进展”时，提到有关部门正在按照中央要求开展工作。普通的一句话回应后，随即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市场又开始了一场“房地产税”的全民大讨论。那么，房地产税和房价、房地产的关系如何？到底能否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此外，最近也被热议的“个税改革”、“企业减税”以及“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等系列问题，目前进展如何？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财税专家杨志勇的采访实录。
问：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了这么多年，许多分析来看，对抑制房价的作用不大，目前国家又支持各地探索房地产税，这是否说明这两个地方的房产税试点不成功，您预测各地探索的政策会和上海、重庆有什么不一样吗？
杨志勇：从2001年1月18日开始，重庆和上海开始试点房产税。经过这么多年，我不太赞成把它界定为不成功的。成功不成功，你要看怎么定义，至少他试点了，通过试点探讨这几年的情况，能够从里面得到一些经验，或者获得一些教训。试点就是想知道结果是什么，如果能够指导一些结果的话，就不能说它是不成功的。
问：那么这两个地方的试点对于全国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有什么值得借鉴或者获得的教训呢？
杨志勇：如果说有借鉴的话，这个税种跟个人和家庭的联系可能有一点借鉴。两个地方所说的房产税可能跟我所理解的房地产税还不太一样。我所理解的房地产税应该是对所有住房，按照评估价作为基础来征收的一种税。我所理解的房地产税是包括国家更多在用的税种。
杨志勇：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表态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务实的，因为房地产税确实很难，关系到千家万户，涉及面太广了。所以通过立法可以凝聚一些共识。比如说房地产税跟房价的关系，可能因为税收知识不够普及，可能有的夸大了税收的作用。通过讨论和知识普及，让大家明白怎么回事，以及为什么要征收房地产税，也可以通过立法这个过程消除一些认识有所偏颇的地方。因为立法是民主的过程，也是一个法治化国家建设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让更多人知道这种税要做什么。如果大家认为这是个好事情那就做，如果大家都认为说条件不够具备，也可以适当地稍微缓一下。最主要的是，至少不能因为收一种税给社会添乱。
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必要做以及怎么稳妥去做，都可以通过立法来解决。我还不太倾向于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推出很多所谓的房地产税新政，以一种先推行来就好的态度来做尝试。
因为这个税的影响可能会超乎好多人的想象，所以我还比较倾向于说慎重一点来做。
杨志勇：大家能接受的时候。如果全社会明天能接受，那么明天就可以做，所以这个时间是取决于很多其他条件。能不能接受，首先要告诉大家这个税收做什么，真正能不能做到什么，如果能够做到目标那就还好，如果说你说做什么，结果后面未能做到，做不到的结果对政府的公信力就会有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我想最重要的前提就叫公信力。比如说现在开始征收，到后来发现很多人不交，理由是收入水平不足以交税，那这个问题出现了，我很爱国我要交税，但我交不起，这种情况底下，你说怎么处理？
杨志勇：过去一开始的时候，讨论的还是房产税，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更多讲房地产税，一开始，很多争论跟价格联系在一起。最近，这个话题引起更多关注后，好多争论开始跟房地产有一点关系，包括像最近重庆也扩大了试点的范围。去年房价升得比较快一点，有人又提起房地产税，想用它来抑制房价。那么，首先要明白房地产税跟房价的关系是什么。国际上，房地产税征收率非常高了，正常来说应在1%以下。中国的问题是目前房价的绝对额已经很高了，再征税的话，负担比较重。比如北京一套房子1000万，一千万的房子打个五折，五百万，按1%征收算，一年交五万。五万是什么概念？纳税人会考虑我这个房子一年物业费多少，加入物业费一年只有几千块，那几千块也有对应物业的服务。但如今交了几万，我对应什么服务呢？还有房地产税跟房价的关系，如果按照3%来征收，如果房价一年上涨10%、7%、3%，所有的成本都能够抵掉了。既然抵掉了，还是有套利的空间，征收对房价有多大作用还得商榷。有人建议，如果税收不够的线%，但这就不是房地产税的概念了，可能属于惩罚性的消费税的概念了，也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作为制度建设的房地产税。
再进一步讨论什么时候有用，1%、0.5%？如果这个市场不是个卖方市场，房子本身就卖不掉了，比如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挺大，如果还要再收1%的税，可能会崩溃。本来处于边缘、岌岌可危的市场，它就成了压倒的而不是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对心理和行为各方面都起很大作用。所以，我不建议房地产税立法过多和房价联系在一起。那么，既然不联系，你就要找其他征税的理由，现在谈的比较多理由就是为了完善地方税体系。完善地方税体系，说白了就是给地方公共服务融资，地方政府没钱或者钱不够需要有这个税。那么地方政府花钱靠什么，靠房地产税能靠多少？现实的问题是房价和收入比例已经很大，大了好几倍。这个问题又和房地产税支付能力联系在一起了。可能有些人支付能力远远不足，比如十几年前买的房子，可能一平方米五六千，现在一平方米到了十万，收入水平也没怎么涨，我肯定付不起。这是买商品房的例子，福利房的例子更多了，福利房通常位置很好，房价可能更高，税负问题更大，一定要交他交不起，你说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采取一个办法，有人说等他死了之后再来说，我感觉这就太不人道了，在伦理上有争议。即使这种做，社会也不太容易接受，如果交不起免掉，免掉的群体可能很大，新买房的人在房价很高的时候接盘了，他免不掉，这不是更不公平了？不仅是公平的问题，还有公共服务融资的问题。如果一套房免或者两套房免税，那么大家都把最贵的免掉，结果可能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最好的地方，因为房价最高，税免掉得多，那它的公共服务融资靠什么？所以，这些定位有很多问题，需要有些智慧慢慢探索解决。
另一方面，从国际比较，国外征收房地产税的国家几乎是土地私有制。而中国是土地公有制国家，城镇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如果农村土地要流转，又要改变为国有。所以，我们讨论的是是土地国有背景下的房地产税问题。
在税收这一块，土地出让金相当于地租，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修路、提供公共服务等。那么，土地出让金的功能是不是和征收房地产税国家的房地产税功能有点类似？土地出让金已经替代了房地产税的这些功能。还有物业费也替代了房地产税的承担一些公共服务的功能。其实，我们在多个环节已经征收了相关的费用替代了房地产税的功能。那还有必要重新再定一个税吗，这个值得商榷。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立法处在国有制下的背景下，和别的国家情况不太一样。还有一些是技术上的问题，比如房地产税征收范围应该多，学区房相对价格较高如何征收等。
杨志勇：立法进程可以往前推，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到底能否做到预期，到底推出来做什么。如果从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来说，现在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中央转移支付加在一起就够了。如果今年要增加一种税，但面临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平稳，如果不能解决，一种新税至少不要给国家治理带来新的麻烦，这是最起码的问题。
问：除了房地产税，最近“个税改革”也讨论比较多。近日人民日报刊文称，个税改革方案今年会出台，现在进展如何，有哪些争论点，您个人对方案有什么看法或者其他的建议？对于不会提高免征额的意见您怎么看？今年“个税改革”会有什么突破吗？预计方案何时出台？
杨志勇：我不清楚最新的进展怎么样。但是现在综合分类改革箭在弦上，是必须发了。综合与分类具体综合到什么程度，从我研究的角度来看，现在所得有十一类，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所得两项合并的条件比较成熟一点，其他的可能一步一步做，因为一个小综合可能面临一个专项扣除的问题。住房按揭利息支出、老人赡养费用、孩子抚养费用、大笔医疗费用、大笔教育费用支出的扣除等可逐步实施，以最大限度减少税收征管所可能带来的挑战。
2016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超过万亿元大关，个税同比增长17.1%，是各税种中较快的。在专项扣除制度改革分步推行的条件下，考虑这些年物价变动，当前每月3500元的标准扣除应先行适当提高。
杨志勇：从征管的角度来说，可能房贷利息抵扣相对来说比较好做一点，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养老、抚养等人口相关的比较迫切的问题，可以按计划实施，一步到位有很大的挑战。
问：前段时间“14亿元税款“逼走”希捷关闭苏州工厂”以及近期关于“外资撤离中国”的讨论沸沸扬扬，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减税”计划。面临这种情况，在税负方面，中国近期还会采取什么措施？您认为企业税收负担主要存在哪些层面比较重？您有什么建议？
杨志勇：外资撤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税收还有其它的因素。我们从税制完善角度来讲，从近期讨论的“死亡税率”、“企业税负排全球12”来说，企业负担确实比较重，但也有人说税并不是最重的。横向比较来块，企业税负确实不是最重的，但企业负担还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比如中介、政府收费等。全球化背景下，特朗普采取措施，中国也应该进一步采取减税降费措施。
具体操作方面，我建议实行营改增全面试点中，简并税率，现在税率太多，影响增值税的中性作用，在简并税率的同时降低税率，让减税政策更接地气。
杨志勇：我也看到有这种说法。比较税负，只能用周期来比较合理，而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比如说这一年的情况收增值税跟收营业税来比较，税负可能上去了，但是如果说这一年正好有新增不动产，税负马上就下去了。所以，一个周期来比较更加合理。营改增企业感觉到税负重的原因，还可能是实际税负上去了。营业税征管相对粗放，增值税更加严格。企业感受到的是实际税负，而不是用于测算的名义税负。增值税是完善税制的过程，如果整体税负偏重的话，简并税率之同时降低税率，对降低企业负担可能更直接明了。
问：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提出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目前，有什么新的进展？您觉得推出改革方案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杨志勇：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去年国务院的指导性意见中说了，2017，2018重点领域改革，2017—2018年总结相关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经验，结合实际、循序渐进，争取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参照中央改革进程，加快推进省以下相关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所以2017年做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
杨志勇：事权的划分其实挺难，不只是财政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行政管理体制，甚至是政治体制的问题。现在讨论问题是从财政角度来考虑，假如中央把事权给地方，地方的资金钱够不够花，得考虑可持续性问题，或者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到中央，但是中央有些事它又做不了，所以主要问题是事权、财权、财力要匹配。
杨志勇：我觉得首先第一步是政府职能要转变到位，有一些不该政府做的事情政府不要做，然后再接着再解决深层次的问题。现在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到位，政府做的事情多，比较繁杂，要分起来难度太大。先把职能部分分出去，政府需要做的事权可能剩下少点，比如说社保、教育。比如说基础教育是否应该归到中央统一管吗？基本养老金统筹是否应该归中央来管？
养老金全国劳动力市场统一的角度来说是有必要的，如果全国统筹的话对中央财政有压力。如果从统一的市场角度来说当然是全国统一最好的，我们要考虑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有没有可能做得到。
问：去年有消息称“2017年可能会提高赤字率”，然而近期又有多方消息称2017年财政预算赤字率维持在3%。您怎么看中国目前的赤字率水平？存在什么风险？您对“提高赤字率”有什么看法？
杨志勇：赤字率是一个财政政策扩张程度标志性的指标，大家很关心。有人提议3.5%，我建议赤字率保持在3.5%左右。希望能够提高一点赤字率的意思是，国内外经济环境还是很复杂，希望我们的政策力度大一点。实际上，假如提到3.5%，还要考虑支出能否支得出去，如果支不出去提高也没用。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减税力度大一点，支出保持一定规模，减税率更大一点，赤字率提高部分匹配减税力度。我觉得，可能要兼顾这些方面的考虑。
杨志勇：风险肯定都存在，只不过说风险整体是可控的，不可能说没有风险。全国来说风险可控，但是局部区域有一些地方可能面临比较大的风险。一些地区由于支柱产业的下滑带来了整个财政收入水平下滑，存在一定的风险。那么如何解决问题，最根本问题是经济增长问题要解决，不造血没有用的。中国是一个国有资产比较多的国家，当财政收不抵支时，一些地区负债不行就变卖资产，最后没办法寻求中央救助，但中央输血也只是解决临时的问题，最后还得靠经济增长。
从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算起，到现在已经将近二十年；从2004年房价暴涨开始算起，到现在也有13年。这十多年间，北上深的房价从三五千涨到了三五万，涨幅超过十倍。一方面只能政府征地转为建设用地，形成买方垄断，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招拍挂制度成唯一供地者，形成卖方垄断，造成地价高涨。据多方资料显示，地价占到房价的6-7成。作为福利分房的终结者和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操刀者，是怎样看土地财政？对房价上涨，他又有何看法？今天有必要重温当年讲话。本文摘自“凤凰财知道”。
大力建造低价的经济适用住房，推进住房商品化。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大大缓解城镇居民住房的严重困难；另一方面，可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广阔市场。
我讲的是住房，特别是和公积金结合的有一定资金渠道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不是高级住宅，也不是写字楼……
千万别借这个名义来复活房地产热。1993年经济过热，热在什么地方？首先就是热在房地产。各地区、各部门要十分警惕，千万不要让过去的房地产热在加快住房建设的名义下复活。
2002年，主持召开总理办公会议，研究加强城乡规划管理问题再次提醒：
安居工程没有解决，很多房子老百姓还是买不起。一万多块钱一平方米，盖了给谁住呀？这种很危险的倾向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厉害。
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海南岛还是遍体鳞伤。
深圳现在没地了，要到惠州换一块地。你们考虑一下，这样子房地产市场能够维持下去吗……（要引以为戒）深圳的明天是香港的今天。
最近，还有一种谬论，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
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前国务院总理2011年与清华师生座谈中，直言不讳地就分税制、土地财政、城市交通、义务教育这些社会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谈及分税制，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于是，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副总理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到2003年，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恰于这一年出版。书中披露了安徽农村的现状，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中央出发点虽好，但造成地方财政弱势。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在清华座谈现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
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
不过对分税制亦有反思，“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
由于收上来的相当一部分钱只是中央财政过了一下手，又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补助给各地，使得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从中权力大增。
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
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座谈现场爆发大笑，连一旁的刘延东也不禁掩口而笑。
从2005年起，楼市价格开始了暴涨历程。由此而起的诸多社会抱怨中，对分税制的声讨此起彼伏，亦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称，高房价的深层原因是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地方倚重土地财政直接推高房价，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产业绑架，阻挠中央调控楼市政策落实。
对此论调，说：“(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这个不讲，你们看书。”
说：“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对清华的学生说，房改更多的失误就不多讲了，请大家多看书(注：指《讲话实录》一书)。
清华座谈时，谈到了即将出版的《讲话实录》一书最后一篇文章的选取。据他回忆，最后一篇文章本来要选其最后一次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题为《值得纪念的五年》，内容是总结任总理的五年。
临近《讲话实录》(试印本)快要出版的时候，又想起一篇文章。那就是卸任总理的前一个月，2003年的2月1号，农历春节，他去拜访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所做讲话，讲话不长，占了书的最后两页。
新华社当时对此行有公开报道：11时50分，来到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44路北官厅站，看望大年初一坚持运营的公交系统干部职工。
中央电视台当时的报道突出了的讲话内容：“中国要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应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城市交通效率，还要大力发展环保型公交车，减少机动车污染，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
此次在清华再提这段往事，他说：“那是我的(任内公开的)最后一次讲话，我拜托大家别拿公款去买小汽车，去补贴小汽车，拜托大家多发展公共汽车，发展公共交通吧。如果这么做了，何至于有今天。如果那时候照我说的做了，现在北京就不会那么堵车了。”
又说：“现在有个‘荣誉’，我是不把它当做荣誉的，叫做‘中国引领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方向’，我心里想，我们什么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他们是把我们这里当做市场了。”
又说，上海车展上有的名贵小汽车一辆一亿多，还有不少企业家买飞机，而农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饱，我们解放了这么多年，农村的居民这么贫苦。我从来不主张财政补贴发展汽车工业，我主张全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
说，农村的学校，一人一杯牛奶，一个鸡蛋都吃不到，青海省仅是800人的试点能吃到，青海省有3万中小学生，800人跟3万人怎么能比啊？
痛心地说道：“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农村)好多同学都辍学了，都提前去城市里打工了。”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界未达到4%。”但实际上，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并未实现。
在讲这番话前一个小时，在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参加清华大学机电系1951届毕业60周年同学聚会时，也谈及此问题。陪同的刘延东在走出人文社科图书馆赶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途中，对的一位同班同学说，我是来接受批评的，不过教育投入也是在增加，以前教育投入占GDP达不到4%，就快要达到了。
2010年7月29日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发布。其中，关于经费保障一章，表述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对这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批评其中不少是“空话”。
谈及高校扩招，他说“我不主张发展这么多大学，这么多大学干什么呀，我刚才问了我的同班同学，我刚进清华的时候，1947年清华才有两千人，现在几万人就不知道了，清华几万人说得过去啊，一个吉林大学也要七万五千人，大学出了不少(学术上的)假冒伪劣，教授都去造假，剽窃论文，这样搞下去......你还是先把义务教育搞好嘛。”
由义务教育谈及国民教育，他以日本大地震为例，说“这次日本大地震，日本的国民损失这么大，连我们都胆战心惊，但老百姓普遍不惊，还是讲礼貌，还是讲公德，在这中国是做不到的，中国要是碰到这么大的地震就乱了套了，这个国民性的养成一定要从国民教育开始。”
又说：“你不花大力气搞国民教育，就出很多问题，现在很多人唯利是图。”
从2003年起，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里真正形成资本的比例逐年降低，到2015年，这个比例降到了54%。这意味着超过40%的固定资产投资沉淀在了土地交易金上，而没有形成真正的有效资本。Jessic在微信号“格隆”指出，这种模式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无论是从国内的经济趋势来看，还是从国外的压力来看。以前看日帝、美帝政府，真敢下手啊，推高利率主动刺破资产泡沫，现在想想，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现在恐怕轮到中国了。对投资者而言，如果哪天中国真的开征房地产税，不要惊慌：这极可能是股票大牛市的开端。
任何一个资源禀赋既定的国家（地区），经济能否增长，以多快速度，维持多久的增长，都不外乎检视以上四项会向哪个方向变化——只有鲁滨逊一个人的荒岛如此，人多钱傻的中国亦如此。
诸多专家，对技术、人口红利，乃至制度，都提出了深度见解，但却罕有人论及资本形成。原因不外乎是多年的惯性思维：中国是固定资产投入大国，投资拉动也从来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法宝之一。这一点上，断不会对经济形成拖累，更不可能是中国经济衰退的核心诱因了。
很多人以为这是2017年央行发钞的规模，令无数投资人热血沸腾，恨不得立马撸起裙子就干。稍稍冷静后，终于发现是标题党在忽悠，其实只是23个省201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于是自我安慰：好歹也是投资啊，经济增长是必须的，改成撸起袖子干吧！
因为，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并不都形成资本——一旦不形成资本，无论是虚拟化，还是漏损，对经济增长而言，都意味着寅吃卯粮，难以为继。
而且，这种不形成资本的固定投资越大，后遗症就越大，不及时改弦更张，最后可能会难以收拾。
2017年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的以及各省的GDP数据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整理一下，同时搜集参阅了一下各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发现两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2、各省抛出的2017年预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2016年GDP的，多达16个。
看起来，各省政府是准备大干一场了，基建狂飙，满满的投资机会啊，难怪内地、香港两地的水泥、煤炭、有色这些十年不动的僵尸周期股都跳了出来。
即使没学过经济学的，肯定耳濡目染也知道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消费、投资与出口。而学过经济学的，则有更专业的表述方式，即：
有这个困惑的人是弄错了一个概念，固定资产投资里面包括购买以前产品，比如我买了以前一个工厂，这个不能算成今年的GDP。
投资产生的固定新资产，在中国的GDP支出法核算里，叫固定资本形成额。用普通话翻译一下，这部分“固定资本形成额”，就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形成了资本，也就能计入GDP，也就意味着经济在增长。
所以我们来看下中国历史上，固定资本形成额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是什么样的。我采用了1981年到2015年的全国数据（按当年价计算），得到固定资本形成额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走势如下：
很明显，1981年，即改革开放之初，固定资本形成额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达到1.44。为什么会大于1呢？这是因为在核算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没有包括无形资产和规模以下的投资（这个规模原来的门槛是5万，后来是50万，现在是500万），但这些投资也都形成了新的资产。
改革开放的时候，可能是我国底子弱，相当一部分投资是在规模投资以下的，因此从数据上看，固定资本形成额，远超固定资产投资。这有些误导，但也大体反映了改革初期，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是非常有效的，基本都能有效转化为资本，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到1987年时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01，此后一直到2002年，基本上稳定保持在1左右，固定资本形成略大于固定资产投资。
2003年是个分水岭，出现了显著变化，2003年只有97%的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了新的固定资本，并且这个值一路下滑，一直到了2015年的54%。
这就是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里，有超过40%没有形成新的固定资本，是不是令你倒吸一口凉气？
2、还有一块是土地交易金。土地打我们有国家以来就存在，不能算成新的固定资本而计在GDP里。
2003年12月8日，北京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举行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土地拍卖会，天津顺驰以9.05亿元天价中标，高出起拍价4.75亿近一倍。
2004年3月30日，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即“71号令”。这条通知规定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用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要以公开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进行。
这条通知简单说：就是政府开始收紧土地供应，土地的价格也开始逐年水涨船高。
我们来看下各国GDP与M2这个货币供应指标的关系。趋势图如下（注：M2是每年12月值，GDP是现价）：
可以看到，1985年时，中国的M2总量仅为GDP的57%，而到2015年，这个值飙升到了202%，而同期，美国为69%，，欧元区为98%，英国为114%。日本略高，为174%（央行独立性比较强的国家开动印钞机还是谨慎些）。
在政府控制土地供给以及超发货币的双重推动下，土地交易金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比重开始逐年提高。201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里，仅有54%形成了新的固定资本，剩下的46%几乎都沉淀到了土地交易金上了。
我们经常说中国经济虚拟化，我想没有比这个数字更能说明中国经济虚拟化的程度了。
如果说从宏观的国家层面还看得不太清楚，我们从中观的省级层面，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计算了全国所有31个省市的过去2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本形成”数值。它们固定资本形成额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如下表所示（我假设各省的GDP数据没有水分）：
可以清楚看到，与全国2003年的分水岭类似，2005年之前，绝大部分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相当（一块钱的固定资产投资，能形成一块钱的固定资本），只有极个别省这个值在0.9以下。
但到了2010年时，有13个省这个值在0.9以下，而到了2015年时，有23个省在0.9以下，低于0.7的省份个数高达18个。
另外，与我们直觉相反的是，地王频出的北京、上海及广东三个省，固定资本形成额占固定资产投资这个值排名相当靠前，其中上海这个值高达1.42。这说明这几个省份的的土地交易金虽然高，但是它的规模以下投资及无形资产投资也很高，因而形成了更多的固定资本。
换句话说，这几个一线省市，经济的含金量更高，水分更少——这样从另外一个侧面佐证了，为何继续买一线城市的房子，会远比买二、三线更靠谱。
而房价表现平平的地方，如重庆，这个值仅0.56。低于0.6的还有湖南、河北、四川、甘肃、安徽、江西：这意味着这些地方有超过40%的固定资产投资是由土地交易金组成的。
所以，那些看到基建投资狂飙机会的投资者，请冷静一下。对一些省份来说，野心勃勃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背后，潜台词其实是卖更多的地。
答案也不复杂，大概率只有一条路：大概率从虚拟经济中抽税——谁吃的，谁吐出来。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过去三十年主要靠投资拉动，尽管这几年私人消费有所上升，2015年投资仍然占GDP达44.9%，私人消费占38%。现在固定资产投资里，有46%沉淀在土地交易金上，没有形成新的固定资本，那经济增长放缓当然是在所难免的了。
而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是由投入要素以及技术决定的，投入要素包括劳动力与资本。
从劳动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目前的中国人口结构是个让人相当不安的结构。
而从资本角度来看，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沉淀在土地上，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资本，这让未来的增长变得难以为继。
所以说，从经济持续增长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已经没有进一步挥霍的空间了。如果资金继续沉淀在土地上，那么经济增长从短期看是继续放缓，从长期看，则必然江河日下，活力日失。
一个正常的政府是不会让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更何况中国现在还面临外部的压力，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极可能会有两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下，中国几乎没有货币宽松的空间了。中国的货币量占GDP的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外汇是资金的价格，从长期看只取决于供应量与需求量，继续宽松人民币将大幅承压。
第二个变化下，中国企业相对于国外企业的竞争优势将进一步被压缩。近些年人工成本、租金成本的上升已经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如果美国大幅度降税，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将失去竞争力。
现在一直在讨论脱虚入实的事，也在讨论给企业降税的问题。问题是，如果给企业减税，中国财政收入立即少了一大块，用什么去填这个窟窿？
答案极可能是也只能是这个：从沉淀超过40%固定资产投资的土地上将资本剥离。
这是一个相当高技术的活。从过去的历史看，几乎没有成功案例。一个国家很难在不打爆杠杆的情况下，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落地，这里面有日本、也有美国。
这事对很多人肯定很痛，但能解决经济继续增长的大问题。革命不就是轮回吗？总得有人在不同阶段痛一下，对吧？
从2003年起，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里真正形成资本的比例逐年降低，到2015年，这个比例降到了54%。
这意味着超过40%的固定资产投资沉淀在了土地交易金上，而没有形成真正的有效资本。这种模式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无论是从国内的经济趋势来看，还是从国外的压力来看。
以前看日帝、美帝政府，真敢下手啊，推高利率主动刺破资产泡沫，现在想想，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现在恐怕轮到中国了。
对投资者而言，如果哪天中国真的开征房地产税，不要惊慌：这极可能是股票大牛市的开端。
2016年，工信部部长、主管中国制造业的苗圩曾说过一段大实话：“中国制造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强大，西方工业也没有衰退到依赖中国。我们的制造业还没有升级，制造业者已开始撤离。”杜绍斐在“凤凰号”指出，与真正顶尖的制造业大国相比，“中国制造”似乎永远都差那么一点。而这些差距背后最无法忽略的一群人，正是本应被培养成为优秀工人、却最终变成“工具”的职专生。工人职业基础的薄弱，必定会导致整个制造业的薄弱。中国至今没有100%独立制造的发动机，不是没有好的设计师，而是没有工人能做出足够精密的零部件。真正决定制造业高度的，正是最基础的职业教育水平。
提到职专，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像“蓝翔”一样的技术学校。职专生从事的工作，无非是修机床、烧电焊、开挖掘机…
没人会尊重他们。大型企业招聘明确表示不招收职专毕业生，公务员考试几乎没有职专学历能报考的岗位，哪怕相亲，很多姑娘也会对职专生直接回绝。甚至职专生也看不起自己，催生了“买本科学历”产业链。
这是一篇真实故事，你将看到让国人骄傲却又让外国人作践的中国制造业，被社会轻视却又被国家倚重的职专生，他们在同一条生命线上，苦苦挣扎。
他挥舞着拳头，跟同事一起冲进总经理办公室，想问清楚工厂的“停产通知”到底怎么回事，却发现工厂所有韩国高管都已消失不见，工厂欠他的3000块钱，不知道该找谁要。
此时，距离王曦从大专毕业，成为三星代工厂流水线工人，刚刚过去半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与他有同样遭遇的，还有上百万人。
三星的撤离从2014年开始。手机、电视、笔记本电脑的代工厂被三星从中国转移到越南。除此之外，松下、希捷硬盘、adidas、ZARA…外国大牌纷纷取消中国代工厂的订单，转而送到东南亚。
同样造一副飞机上的塑料耳机，在中国1.8元一个，给越南只要1.3元，直接节省28%成本，有什么理由不换？
对国外大牌来说，裁撤中国工人根本不需要犹豫。在他们眼中，只能做低级加工的中国工人与东南亚工人并无区别，哪里工人更廉价，就在哪里开设代工厂。
更可悲的是，羸弱的中国品牌无法为他们提供相同的工作机会。上百万失业的中国工人，瞬间变成工业流水线淘汰的上百万件工具。
这些失业工人中，除去少数没文化的打工仔，大多都是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的“职专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专生、大专生。全中国每年有1000万年轻人毕业于职专，全国7000万工人中，仅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年轻人，就占到47.3%。
如果不是高考发挥失常，本来能读一本的王曦铁定不会考虑读大专。在没考上二本线的学生面前，一般有三条路：花8000块复读一年、每年花3万块钱学费读三本、或者读大专。
和很多人一样，王曦对大专的认知，也来自电视里可笑的蓝翔学校广告。但他没有选择，硬着头皮给几个大专学校打了电话。接电话的老师们都很热情，信誓旦旦向他保证：专科教的是专业技术，毕业之后绝对能找到好工作。
电话打多了，王曦逐渐开始相信那些招生老师的话。他告诉家里人，大专毕业和本科毕业一样被国家认可，甚至比本科生还好找工作。他告诉同学，毕业后他想去新加坡做“高级蓝领”，每年轻松挣到十万人民币，比本科生挣得还多。
抱着“学技术赚大钱”的想法，王曦去江苏的苏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报道，选了号称就业率最高的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看见学校到处挂着“培养技术应用型、高端技能型人才”的横幅，王曦更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真正的大专课程和他的想象完全不同，他根本不是学开挖掘机、操作机器，上半年所有课都是理论课。
王曦的同学对上课根本没兴趣，不是睡觉就是玩手机。看见王曦记笔记，旁边同学凑过来一笑：“学习这么刻苦还来这破地方？”
眼看上课的同学越来越少，还要遭受同学的冷嘲热讽，老师讲课进度又跟不上...王曦终于放弃记笔记，和大家一起开始了翘课生涯。很快他就过上了“标准”职专生活。平时去网吧打游戏，周末出去喝酒吃烧烤，再也不关心什么狗屁课程。
有一天为了在网吧抢座，王曦和同学跟一群本科生打起群架。打完收手后，本科生还不忘甩下一句：“你们专科生，真垃圾！”
在学校，老师讲课从来不关心学生有没有听课，能不能听懂，甚至正眼都很少看学生一眼。实训课也懒得向学生们解释课程和以后工作的关系。要是有人问老师学这个有什么用，老师统一回复：打基础。
去外面找工作，有些大企业连实习机会都不愿给大专生。肯收王曦简历的无一例外都是招工人，月薪2000。王曦问工资还能涨吗，对方告诉他，专科生就值这么多钱，你不来，还有别人来。
虽然混了三年，王曦仍然作为“优秀人才”被学校推荐到一家三星代工厂当工人。进了外企、又能摆脱“职专生”的称呼，倒让王曦心里卸下块大石头。
更让他欣喜的是三星代工厂的待遇：工厂提供宿舍，能省去租房压力。月薪3000块、五险一金，还有加班费。
从安徽老家坐火车到苏州只需5个小时，王曦一下车便直奔工作地点。然而当他走进工厂大门，第一次看到机床上密密麻麻的按钮，他的心劲直接泄了一半。当年职专向他保证过：毕业后直接进工厂做技术，所学技术可以“无缝衔接”的满足国内工厂要求。王曦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他今天竟然连一个按钮都不敢碰。他忽然觉得自己连工人都当不成了。
事实证明这份担心太多余了，工厂根本没指望他们具备什么基础知识：所有新入职工人都要被组织起来进行集中培训，从头学起。
培训后王曦被分配了工作：装配液晶显示器。带他的是个福建大叔，大叔普通线多岁才混成一条流水线的头头，工人们都爱叫他老师傅。全靠老师傅手把手教，王曦才能够用设备完成基础工作。
但老师傅只会教给他设备的操作步骤，比如什么时候该按哪个按钮。王曦有时会问老师傅为什么这么做，老师傅说他也不懂。
事实上，整个车间线岁出头的韩国主管。一旦机器出了任何问题，只能靠他一人解决。
在工厂，韩国主管从不会给中国工人一个正眼，只有像老师傅那样的流水线负责人有资格直接向他汇报。老师傅被韩国人指着鼻子骂的场景，王曦每周都能看到至少一次。他犹记得一次韩国人发火扔掉了记录册，老师傅还得弯腰捡起来递给韩国人，头都不敢抬。
韩国人爱骂中国人，只因为大部分中国工人装配的器件都达不到韩国人的标准，导致代工厂流水线返工概率很高、成本飞涨。一旦因为不达标而被打回重做，花费的时间不被算作加班，也不允许申请加班费。因此在国内代工厂，80%工人都需要“主动加班”。严重时，王曦每天要工作16小时。
但对王曦和他的工友来说，工作8小时和16小时的区别，只是把同一套操作步骤重复1000次和2000次的区别。
即使面对韩国最高端的机械设备，“重复”和“熟练”仍然是衡量中国工人的唯一标准。一个普通工人重复3年能将一台设备操作熟练，他就能成为带流水线的老师傅。在这里脑子没那么重要，手脚麻利勤快才重要。
幸运的是王曦手脚足够麻利，为此他还有点骄傲，感觉自己已经有了吃饭的手艺，再过几年自己也能混成“老师傅”。他也没想过，如果只比手脚麻利，比他强的人多得是。
王曦偶尔会打电话给老家的朋友，吹牛说大商场卖的那些三星显示器都是他造的。但事实上他只是重复组装一套零件，工作半年，他连一块完整的显示器电路板都没见过。
他不知道，组装好一台液晶显示器，韩国人只需向中国工厂支付几十块。转头给显示器贴上三星标签，就可以卖到3000元。
线%都由韩国人自己生产。最后，再将纯物理加工、组装的低级工作交给中国工厂。
即使全世界70%以上的羊绒羊毛制品都是内蒙古工厂代工，也一定要运回意大利做最后几个步骤的工艺处理，然后在衣服印上“Made in Italy”的标签。中国工人能完成90%的加工，唯独做不好最后一道工序。
仅仅如此，服装工业的“Made in China”便成为廉价、低端的代表，“Made in Italy”成为令全世界仰视的标杆。
即使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造船业已经占领世界最大份额”，我们也不得不认清一个现实：中国的份额是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堆积而来。一名中国船厂的普通焊工日薪大概200元，而一名欧洲焊工的日薪却要超出8-9倍。
造船本就是一个需要大量低技术工作的行业，为节省成本，将低技术加工订单交给廉价劳动力无疑是最好的答案。韩国会将造船前期最粗糙的焊接工作交给中国船厂，加工后再运回韩国进行精加工。最终，同等吨位的韩国船可以比中国船贵出足足一倍。
即使中国东北的农民要买工具犁地，也宁肯多花10倍价钱购买一台德国犁，都不愿用国产犁，白送都不用。
而这些差距背后最无法忽略的一群人，正是像王曦那样本应被培养成为优秀工人、却最终变成“工具”的职专生。
一棵树想要结满果实必备两个条件：第一是足够扎实的根，第二是足够丰饶的土壤。毫无疑问，工人就是制造业的根，工人接受的职业教育就是土壤。
工人职业基础的薄弱，必定会导致整个制造业的薄弱。中国至今没有100%独立制造的发动机，不是没有好的设计师，而是没有工人能做出足够精密的零部件。
在世界制造业第一强国德国，高级技工数量同样是世界之最。这仰赖于他们的“双元制”教育：高中生毕业后可以选择进入技术型大学，或者综合型大学，两者成绩要求不分高低。进入技术型大学的学生，60% - 70% 课程都是在工厂真枪实干的完成。
同样，德国一名高级技工的收入和地位，丝毫不逊于综合大学毕业的白领人群，这是“学习差，读职专”的中国无法想象的。与此同时，德国的制造业水平也是中国制造无法想象的。
在日本，从初中开始便可以选择接受职业技术教育。职业课教师能拿到比普通教师高10%的收入，更意味着优秀的师资力量。
“中国制造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强大，西方工业也没有衰退到依赖中国。我们的制造业还没有升级，制造业者已开始撤离。”
按苗圩的说法，世界制造业实际分为四个梯队，中国仅属于第三梯队“中低端制造领域”，与印度、越南、泰国并列，仅高于非洲代表的第四梯队。在中国前面，是日本、欧盟为代表的第二梯队“高端制造领域”，以及美国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当我们努力向第二梯队迈进时，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早已摆在面前，那就是庞大的用工荒——
3年前，一家四川公司开出“年薪30万”招聘高级技工、却未能如愿的消息一度火遍全国。随后，又有公司开出年薪70万引进日本高级技工，以及上海一家工厂引进两名优秀中国技工，并为他们全家在上海落了户口。
为培养优秀工人，教育部已经在2014年启动高校转型改革，1200所本科高校中，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今年还会开始实行“技能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分开高考的模式，让考生自主选择。这样看来，技术工人年薪30万的日子似乎不再遥远。
离开工厂当天，王曦掏出自己的三星手机发了条短信，编码后的短信信号沿着欧洲标准的GSM网络，经过美国设计的信号基站和天线秒钟后，王曦妈妈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如果说大城市病、强震威胁、平衡区域经济称得上衡量迁都时的考量因素，有一个公众视野之外的庞大风险堪称执政党推动迁都的充分条件，即国家最高权力在空间分布上已一城化、单峰化的现实。刘嘉偌在FT中文网指出，复盘世界迁都史上的失败，可能和研究那些相对成功的案例一样重要。比如哪些人会最激烈的反对迁都？城市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官僚系统、有着莫测影响力的隐权力体系、吃牌照饭的财阀。如果他们心照不宣地联手渗透立法、司法、舆论，煽动起以不动产为主要财富的普通市民情绪，相信再有合理性的建议都有可能被妖魔化和挫败，或被无限期拖延。这帮人有开支票的能力，也能全方位调动资源，绑架正常议程，煽动民粹，推选反迁都代言人上台，都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迁都慢慢变成了热闹线月的全国“两会”，期间479位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迁都议案。2013年以来该议题再一次被媒体聚焦，即使官方“定调不迁都”后，民间依旧是议论声不绝。这是政治博弈，还是民心所向？无论如何，大众的度还是在(慢慢)提高。
拉宽视野，迁都并非中国特有的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议程。过去几十年里,像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德国、哈萨克斯坦、韩国、缅甸等国家都有迁都的经历。如果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对迁都问题做系统梳理,将涉及五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历史上为什么要定都北京？二是，今天的迁都派有哪些理由？三是，单峰化的最高权力空间分布；四是，往哪里迁？五是，到底怎么迁？
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们选择定都北京是否有合理性，和当下中国是否存在迁都的必要性，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但很多人在讨论时经常会混为一谈。比如很多支持保持现状不变的人认为，开国王者都是雄才大略之人，他们的眼光难道会差？在这部分人群看来，只要确凿了定都北京的历史合理性，也就否定了当下迁都的必要性。
经典论据就是国防(角度)。北京捍卫者们提出，明朝永乐皇帝之所以从南京迁都北京，是因其洞察到了华夏政权的地缘威胁一般都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和东北渔猎民族。定都北方，打造阴山-燕山的防线(从粮草供应链到兵马部署)，是一种自带进攻属性的防御策略。
据《北京档案》杂志刊载的《与新中国定都北平的重要决策》一文披露，1949年建国前夕曾询问王稼祥新中国该定都何处。后者的回答是，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南京太靠东南，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儿。给予了认同。他还表示，蒋介石的国都选在南京，其基础是江浙资本家，人把首都放在北平，必须找到自己的基础，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更宏大而富于洞见的批判来自于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他认为，15世纪初放弃因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转而定鼎北京，
他对朱棣迁都的定性负面却新颖，超越了狭隘的地域争论，更超越了“国家”这个国内史学界长期无意识的最大分析变量。回看历史，明初时世界正由陆权时代向海权时代变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有主宰力的国家都陆续从大海上冒头。朱棣的迁都选择包括之后的明清海禁，是跟宏大历史趋势背道而驰的。
上面讨论的是自元代以来国家定都北方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显性、隐性的代价。接下来切入正题，就当下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真的必须迁都吗？回看近些年世界迁都的国家，其理由无外乎四种：一是，距离敌对国过近(国防)；二是，大城市病爆发(环境)；三是，平衡区域发展(经济)；四是，地震威胁(灾害)。
中国，早已不是晚晴时那个极度贫穷的农业国了。像1900年八国联军攻下紫禁城类似的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或许不会再发生，因为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我们正在成为别人眼中的“列强”。简而言之，笔者不认为中国当下需要因为什么国防理由而迁都。
美国人从来没考虑过把首都迁到内陆地区甚至落基山脉一带，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强者的思维方式，
回顾近现代世界史，因为国防原因迁都的国家有三，1923年的土耳其；1970年的巴基斯坦；以及2005年的缅甸。共性有二：一是，首都从滨海城市搬迁往内陆地区；二是，总体上是主流文明之外的后进国家，这些年来发展得并不如意。
以土耳其为例，一战后巴尔干领土全部丢失，只有伊斯坦布尔周边一小片，和敌对国希腊相距过近，再加上凯末尔的军事力量以安卡拉为根据地，以及旧都伊斯坦布尔存在诸多不可控因素，其迁都决定合情合理。
所谓大城市病，是指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突破环境承载力极值后，城市出现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一系列症状，而探究背后的深层次成因，不外乎生态底子薄弱、政府规划不当、资本开发失序等方面的共振。实事求是地说，北京身患“大城市病”的病灶显而易见。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和水资源是分类指标里媒体曝光程度较高的，让我们从这里入手，一窥北京的状况。
先看过去两年的交通拥堵排行榜。1月10日高德地图联合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发布了《 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国内前十大堵城分别是济南、哈尔滨、北京、重庆、贵阳、深圳、昆明、杭州、大连、广州。济南是晚高峰堵车之王(市政工程建设影响)，哈尔滨是早高峰堵车之王(道路规划严重不合理)，北京排第三。
而2015年的十大堵城分别是北京、济南、哈尔滨、杭州、大连、广州、上海、深圳、青岛、重庆。其中北京实行了3次单双号限行(全国最多)，高峰拥堵延时指数2.06(驾车出行的上班族通勤要花费畅通下2.06倍的时间才能抵达目的地)，平均车速22.61公里。有趣的是首都2016年的交通延时指数其实比2015年还高，相对排位却从2015年的状元跌至次年的探花，原因就在于其他城市的恶化更为严重。
再瞅眼中国城市的雾霾指数。2016年度pm2.5年均值在80以上的有28个城市，以华北平原地区为主，前三甲是邢台(131.4)、保定(127.2)、石家庄(122.6)。北京的数值是83.2,排名全国第26位。
空气污染只是一方面，环境自净能力偏弱(指自然环境通过大气、水流的扩散、氧化以及微生物的分解作用,将污染物化为无害物的能力)是另外一方面。农业文明段和冷兵器时代被看成有险可守的地理优越性，即北部的燕山山脉和西边的太行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