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无产阶级没有自己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做革命的促进派》，《选集》第5卷第472页）的认识，曾郑重提出“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知识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上）他还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建国以来文稿》第6册，第550页）
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国工人阶级向科学技术奋起进军。全国各厂矿企业均举办职工夜校、技校，组织职工群众学习文化、学技术、学理论，又开展岗练兵、技术比武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激励广大职工在学文化、学技术、学理论文化敢为人先。在广大职工群众“比、学、赶、帮”，工人阶级队伍技术素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涌现出王崇仑、、、张百发……一大批能工巧匠。上个世纪50、60年代，确实堪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黄金岁月。
人们在由衷地称颂那火红的年代里工人阶级所具有的伟大敬业精神和高超的技术水准的同时，又常在感叹如今的工人技术素质低下、不安心务工。《中国青年报》上有篇报道：
周师傅叫周强，在北京市公汽汽修某厂当检验工。他主要检验两种东西，一个是修理完毕的大公共的尾气，一个是车工车出来的活儿。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他一手抓，说明他的技术全面，一个工厂确实需要这种什么都精通的技术能人。
记者坐在他的检验房里，外面大公共呼啸而过，油门轰鸣，周强操作意大利进品的机器把每辆刚修好的公汽的尾气记录在案，判定是否合格。
737路、747路、605路…… 一辆接一辆，整个北京西部的公共汽车尾气合格 不合格全凭他一句话。
他刚到五十，个子不高，很瘦，总是笑眯眯的，行动敏捷。记者从侧面打听，他过去曾经过五关斩六将，但无论记者怎么启发，他说出来的都是他曾犯过哪些错，得到了哪些教训。
他说你下次来吧，我给你写出来。他是个业余书法家，读过很多书，显然更愿意写。
记者又一次来到震耳欲聋、充满汽油味的检验房，拿到了他写的字迹很工整漂亮的文章，一看，又是检讨之类的东西，跟我再三叮嘱的关于技术的故事不大相干。他写的大概是1975年左右的事，那时他在位于房山的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研究院机修车间。记者摘录如下：
“我参加工作以后，一直在生产第一线，干的是车工工作，将近十年了，对采购工作和成本核算，既没有接触，也没有了解。所以，那一年经历了那么一件事，弄得我狼狈不堪，哭笑不得……有一天，班组长把我叫过去，对我说，‘老周啊，明天你到城里买点刀具怎么样？’我说，‘行啊！没问题。买什么样的刀具？’班长说：‘外圆车刀咱们这里还有，主要是挑扣刀和切刀不够用。你顺便再问问刨工和铣工缺什么不缺。多买点高速钢车刀，多买钨钴钛的，少买钨钴的，明白吗？’
“第二天，到财务科拿了一张支票，背上工具袋，坐上厂门口到天桥的长途汽车就出发了……两个小时后，汽车到了天桥终点站，我急急忙忙赶往磁器口大街内的崇文刀具刃具商店，饭也没吃一口，水也没喝一滴。还真不错，商店的商品种类很全，没费多少事就采购完毕。
“回到单位已是下午三点多，大热天，30多斤的铁家伙压在身上，弄得我顺脖子流汗……可是，当我到财务科报账时，却挨了一闷棍。我把发票递给财务科的许科长，他接过去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透过近视镜紧盯着我，硬邦邦甩出了一句话：‘买这么多刀具，你回家熬着吃啊？’我一愣，我没得罪过他啊。我问‘许师傅怎么了？’他问我‘你花了多少钱？’‘1800多元。’‘没错，还有点良心，没把咱研究院给卖了。’一听这话，我更糊涂了，赶紧说，‘许师傅，您别生气，有什么差错，我马上找商店去。’许师傅看我迷茫和虔诚的神色，脸部肌肉松弛了下来，‘你们组的材料费每个月就500元左右。今天你一下就花了1800元。往常你们的工具都是供销科的采购员买，这些日子，院里进行设备大检修，他们忙不过来，我才答应你们自己去买。他后面的话像是给我上课，使我知道一个企业就像一个家过日子：‘一个企业需要进行成本核算。国家投入的资金有限，就需要精打细算。否则，对国家的化工事业必然产生不良影响……’”
周强很在意地问我写得怎么样，我说够发表水平，但不是我需要的。他说我要给你写。
我知道他父亲和哥哥都是火车司机。他小时候学习不错，考上北京四中，上了一年初中就赶上文革。后来当了工程兵，到甘肃的大山里修轰炸机场……1973年复员，来到当时叫东方红炼油厂的燕化。
“我们住干打垒。一个板房住三十多人，没有暖气，夜里冷得钻到被窝里还要带大皮帽。但是哥几个一点怨言也没有，叶劲比学技术学文化，跟电影里似的。师徒关系也特好。
“我原来是干钳工的，1975年4月17日改的车工。我为什么对车工感兴趣呢？因为我是工程兵出身，一直体力劳动，曾经用手把一座大山掏空，太累了，因而对能代替人力的机械感兴趣。我的钳工活干完了，就去车工师傅身边看看，拿拿工具，浇浇冷却液。这位车工师傅看我挺感兴趣，就跟车间提出来要收我为徒。车间说，学就学吧。后业有人说我没选好，俗话说，‘紧车工、慢钳工，溜溜达达是电工，铆锻焊，凑伙干，让翻砂，就回家。’
“车工首先是刀的问题，刀磨不好没法干活，一把刀有14个角、3个面……我比较勤快。死钻车工理论，我读在前切削理论、材料力学和机械制图方面的书。
“有一次干活，车不锈钢，不锈钢又粘又硬、那长长的铁屑一圈圈地拖到地上，我想用脚去踩。这是个错误动作。我师傅当胸给我一拳，把我打得一个趔趄：‘你说你肉硬还是铁屑硬？’他把车停下来。我愣了。老头从来没这么发脾气。原来，切屑本身就跟刀一样。有时脚一踩，如果车床一转它马上就往上围，跟刀一样锋上，能把人连鞋带脚切掉一半。
“我曾经修过一台钻床、摇臂总是锁不死，总在左右运动，查了3天，我们才发现，是一个两三平方毫米的毛刺躲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这两档事给我影响特别大。”
这个谦虚的老师傅，增加了我的采访难度，但也使我看到了一个技术高超的技工所应有的一种品质。有一种说法，中国人难以像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制造出精密的东西，除了技术落后外，更重要的是气质和性格上的原因。中国人一般是“差不多就行”的大大咧咧的性格，同时在归因上有一种滑头的倾向，如果在工作中出了问题，总爱推脱自己，把肇因推到他人或是外部环境上，而日本人和欧洲人一般爱自责，总认为是自己没有做好而导致问题。世界上著名的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和中国的北京大学的社会心理学课上最爱举的例子之一，就是这种中国人的外归因和欧美人的内归因。
现在的中国青年工人更精了，谁还批评与自我批评？尤为可怕的是像周强说的，“现在‘尖懒偷滑坏’的人多了，有的工人一上厕所就半个小时，一看明天活累就打个电话说家里有事不来了。‘尖懒偷滑坏’，过去很少，我们那时不管什么活，都是扑上去。”
再加上对手艺的看轻，对技术的松懈，有关方面舍弃奔驰，而选择对精神的要示不那么严格的韩国索那塔就不足为奇了。
呼唤技工实际是呼唤一种精神、一种敬业的、傻傻的、深爱自己的匠艺、视其为一生归宿的精神。就像周强说的，“滑头的人，技术绝对上不去。技术好的一般在很多时候都是沉默寡言的。他们进入了自己的状态。”
我第二次来到周师傅那轰鸣的小屋，他又拿给我一篇文章，还是在讲自己的教训。
他写道：“业，成于思，精于勤。这是一句老话。不过，从我师傅对我讲这句线月份，车间给我们班组下达一项为我们研究院SBS项目加工两件挤压机连接套筒的任务。拿来图纸一看，外圆92mm，内孔76mm，但材质重量大。本来活足派给小丁的，但我怕重量大，一不小心就会出事，不伤着小丁（女同志）也要损坏机器，就把这活抢下来了。我从小丁手里接过图纸，把料夹紧，安上刀架，开车，进刀，机床发出和谐的轰鸣声。我心中挺轻松也很偷快。我用每刀Smm的吃刀量一刀一刀的开着，将近半个小时，停车，拿卡尺测量一下外圆，顿时以下得出了一身冷汗。我赶紧拿起图纸仔仔细徊地看了一遍，顿时缘泄气的皮球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现在的尺寸是86.6mm，我把里孔76的尺寸当成了外圆的尺寸，活让我给干坏了。愣了一会儿神，心想，丑媳妇也得见公婆，我一咬牙一跺脚，站起，对班长说，头儿，跟你说点事。他说什么事？我说，‘我是土地爷掏耳朵——挖泥（崴泥）’他脸立刻沉了下来问，‘怎么回事？’我说‘我把图纸看错了，把里孔当成外圆尺寸，现在已经把外圆92mm的肉给伤了。’他说‘现在是多少’，‘现在是86毫米左右。’我向班长说，‘你赶紧向车间讲一下，该怎么处理我都认头。看起来，耽误点时间是不可避免的事。’班长说，‘我到车间说说去吧。’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知怎么着，这件事我师傅知道了，他当时在检验科当检验员，调到科室也就一年多。我师傅在下班后把我叫到他宿舍，师徒俩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我师傅说，你所有理由都说得不错，主要原因是脑袋考虑问题不细致，假如你仔细看看图纸，假如在车削外圆时你多测量几次。这么简单的活你是不会摔跟头的。所在干什么都要三勤，勤问、勤看、勤想。”
这位周师傅的谦虚使我一直不知道他怎么个厉害法，直到有一天我采访了他最佩服的师傅王家驹，才知道他确实是个能人。
王师傅说了一件事，70年代，机床紧缺，研究院缺一台锯床，但机床都是国家定量供给，买都没处去买。研究院决定自己做一台。
王家驹事带着周强等人来到位于京东的北京化工机械厂了解锯床的构造。那时机床都是宝贝，人家不让拆卸，说把整个机床解体叫大修，要伤筋动骨的。周强等只能从外面描画机床。这绝对是门技术，他们边替人干活、边操作、边描画，一个星期后，周强画出了完整的图纸。
回去后，周强带人进行技术攻关，每天晚上干到一两点钟。机床上的每个机件都要自己做，根本没处买去。周强自己就连琢磨带模仿做了导轨、液压等关键部件。他们不因是自己做就瞎凑和，所有的光面立面都严格要求，刮研得平平展展，用他们的术语说，“纵向看着没夹角，刮研看它平不平，每平方厘米必须有28个接触点。”
他们做出一台锯床，还顺带做了一台牛头刨。这两台机床他们用了很多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后进来了更先进的外国的数控机床。
能造机床的人早已超出了车工的范畴。在和他的交往中，我体会到一个技术能人，一个合格的技工实际对整个知识层面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兴趣。他酷爱读书，在七八十年代青年工人读书热潮中，除了读《机械知识》、《物理》等技术书籍，还看了《反杜林论》、《第三帝国的兴亡》、《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名著。
在石景山的小酒馆里，他脸红话多：“过去现在都有危机感，过去是政治上的危机感，怕扣政治帽子。现在是经济上的危机感，怕扣钱……
“法律法规定挺好，但往往最后一句话，‘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酌情处理’，就这一句话留出了一个大口子，于是各单位歪的料都来了，钻法律的空子。
“现在普遍存在孩子上不起学，青年人买不起房，老年人看不起病的现象。我的工资1300多，孩子上中专，我现在自己住的3万多的2居室也买不起。
“对工人苛刻似乎成了习惯，加班应该给100他给80，平常拉晚不给加班费。每天修十几个车，累得贼死，天天拉晚。工人的积极性屡受打击。
“现在技术练兵是走形式、玩花活，什么车工、电工都答一张卷子，而我们那时车工有车工的卷子，机修有机修的卷子。而且那时我们是从心里真想练技术。而现在青工认为，搞这干啥，背什么卷子瞎耽误工夫，还不如把这些奖金给我们分了。
“现在的技术是比过去粗糙多了，手不动，膀不摇，驾着二郎腿，拿着高出工人多少倍的工资，心里有气。于是手下就没个准了……”
在周强嘴里，王师傅是个传奇人物，抗美援朝时就已是中尉了，专在延边修被美军飞机炸烂的汽车。车、钳、电都会，尤其精通电机。会英俄两门外语，是一个大能人，周强亲眼看到一次在山坡上卸货，专业司机都倒不进去，他进了驾驶室，轻轻松松把车倒进位。用周强的话说，王师傅“形象作派像工人，知识深度广度像知识分子。”
在那人人晕菜的年代里，王师傅是车间主任，头脑很清醒，经常对他们这些小年轻说：“你们就学技术，把能耐学好。走遍天下都不怕，别管那些乱七八糟的。”
周强对王师傅很有感情：“是他把我们42个复员的北京兵从东城区武装部接到房山的……俗话说，慈不带兵，但又要受兵如子。这个师傅嘴不停叨吧，但心真好。他非常关心我们工人，他看我想调回北京，想把我留住，就先后给我介绍了两个对象。虽然我见面后找各种理由回绝了。”
周强带着我来到万寿路王师傅的家。王师傅今年72岁了，显得很年轻。他把家收拾得很利索，看起来有些雅致甚至时尚。
“两参一改三结合”，王师傅明白了我采访的主题后第一句就是这个久远的话语。
“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知识分子改变情感，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现在的经理不参加劳动，支个腿，知识分子不与实际相结合，误码了多少事？”
王家驹实际是个知识分子，他50年高中毕业（比现在的研究生还珍贵），参加解放军，被分到防空军。到雷达学校学习。雷达学校是原的雷达研究所。教师都是原来的留美人员，其中著名的有郑乃琛。学习了一年零8个月，把大学3年半的课程全学了。学完雷达发身机又学柴油发电机。王家驹成了部队里技术全面手。60年代让他接收苏联人让出的旅大修配所。他到了那专修汽车，搞了许多小发明，比如为了省油堵塞一点化油器什么的。
“什么车都见过，美国车、司达拜克，万国，道奇（一种十轮大卡车）。苏联发动机费油、但耐磨。德国的更好，活塞环十几年都不用换。大修、中修、零件根本没处买，大多是自己车。发动机也自己修——现在发动机气门弹簧坏了，几块钱的事，他叫你换整个发动机，生生叫你掏几万。工人也没有工人的道德标准了。”
“我是60年代初转业到北京内燃机总厂的，那时正排级，让我当技术组组长。工人老师傅看不起我，一个复转军人算什么？工人是最实际的，觉得你有真才实学盖过他，他才服你。有一次三用表坏了很多，堆在那里没人管，明摆阒让我处理。我是搞弱电的，雷达都能修，别说这个了，一会工夫就修好了一堆。一看这出手，工人们马上就另眼看你了。
“还有一次，一个电监探没仪坏了，工人们都不说话，想看你的表现。这种仪器技术复杂，一般人修不了，一个七级工修了半天没修好。我过去一看是高频部分坏了，心想这不就是一个雷达发射机吗，原理一样。我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
王家驹在技术上大出风头，他说记得特别清楚，那是1963年，有一落千丈次高频表有问题，一打开就坏，一个刚刚调到北京的沈阳工学院专门讲电机的老师修了两个星期都没修好。
这位老师虽然出身不好，但特有资历，叫除邵刚，是金陵大学毕业的，英俄文都好。大家都服他，他都修不好就等于宣判了死刑。这个仪器是德胜门那的北京761厂制造的，车间让王家驹去请他们过来修。王师傅在机器前研究了一会儿说，不用找他们，是倍率器坏了。大家都惊异，徐邵刚也不同意，说是患联谐振引起的。王家驹说不对，压力慢慢升起的，不是爆炸，肯定是直流降压引起的……果然，换了倍率器就好了。
这样，王家驹就完全从技术上在北内立住了脚。那时倒也干脆，技术决斗，能者为王，不像现在，多了些乱七八糟的。
王家驹60年代参加了北京内燃机总厂的好几次重大技术攻关，212吉普和130卡年的发动机都有他的功劳。
用周强的话，王师傅机械知识方面过得去，但最拿手的是机电方面，号称“一眼清”。关于电机方面的毛病，他不用费事一眼就能看出来。
王家驹回忆道：“车间的电焊机，直流的，使使没电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电工全蒙了，说换台电焊机得了。王师傅是车间主任，平常管许多行政，他们也不敢一有什么技术上的事就去找。正好让王师傅赶上，说怎么了？过去一看，马上积压道毛病所在：‘磁场没了，准是磁场弄反了。’果不其然，他鼓弄两个就好了，大家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时口头上是讲政治，但实际还是用能人，上面马上就把王家驹提升成工段长，管3百多号人。
“还是有人不服，有个八级工玩了一着阴的。他把大型专用设备、捷克进口的大龙门刨的线头给拆虚了。机器停转，大家傻眼。这是每秒行进60多米的巨型机床，自动控制，光电机就有二三十个。国家花两亿多人民币购买的。他等着看我笑族，我要是修坏了，蹲20年的监狱是跑不了的，那时可是真执行啊！
“我一去检查就查继电器，一下就给查出来了。我知道这是谁干的，我告他他就得坐牢，这是稳的。但我一声不吭，把机器修好。他在旁边提心吊胆的，看我没动静，知道我放了他一马。后来死活要调我手下，拼命给我干。他家生活困难。我补助他，我让他干啥，他就卖命干啥。”
王师傅每讲完一个故事，就说，“你们还是多宣传宣传小周他们吧，我老了……”我从他眼里看出一种对过去的渴望。这样聪明而认真的人过去是工人阶级的精华。他们对我们的国家有很大贡献，但得到的很少，他们的乐趣就是在穿历蓝的人群中实现自我，被领导和同志看得起……
时光流到1989年，“燕山石化树脂研究所，一台花90多万美元买的进口设备，从来没用就坏了。高级电工修不好，两年来找了好多人不管用，谁也闹不明白这么复杂的设备。
请德国专家来修，要2万美元。那时2万美元很值钱。没辙。我是人大代表，开人大会时，树脂所的高级工程师坐我旁边，他无意的诉苦，让我听到。我问有资料吗？他说有，英文的。我说太好了！我在国民高中读的是英语，我带着两个徒弟，其中一个是研究生，我们三人就开始翻译，两个礼拜把厚厚的一本资料翻完了，我也把机器的原理弄明白了。我边给大家讲原理，边修理，半天就给修好了。原来是直流电机给接反了……树脂所的人这个高兴，把我给抬了起来。这个机器修好了他们就能挣钱有经济效益了。他们要给我3万元钱的酬谢。我们没要。”
采访到这，我说不清楚王家驹到底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师傅，或是基层干部。可能正是这种混合，才使他发挥了最大才干。
“两参一改三结合”，王家驹多次提到这句话。他两眼聪明得发光，看起来不是那种脑筋僵化的老古板，说这话必有体会和道理。
“我觉得工人必须学理论、不能傻干，知识分子一定要到实际中干两年。我们要重视这样的事实，不要一说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就不重视实践了。不要走到反面去。实践很重要，太重要了！1999年，有一个有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分到研究院，人们特别重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可他弄了一个课题，前后花了一千多万，什么也没研究出来就走了……
“我们要研究怎样干才对咱们国家有好处，不要为一种概念所左右。不能因为是文革中提出的口号，就把整个做法都抛弃。”
知识分子一定要参加劳动，一定要有实践经历。这样的话，真正的强者就是他们。不是没有理论的工人，也不是没有实践的书生。
他给我讲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工人结合的典型。那是他心爱的下手，叫刘士铮，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原米是工厂的徒工，后来上了中专，毕业后回厂干了几伞又考上大学，学成后来到燕化。王家驹对这个人赞不绝口，说他实力相当强，有理论又有实践。当年研究院有个德国的轿车opel，德国大使馆处理的。马达坏了，又进口不了，一直放在那。王家驹搞了个修受方案，设计了电路，刘士铮设计了一个甩轮，并亲手制作，两个人齐心协力，把车子修复。
这两个人一个特长在电机，一个特长在机城。两个人联手设计制作了许多机器，像氢压机、自动铣床等。其中有些机器是很敏感的，如果设计或制作有误，要出大事。那些东西都是很贵的，要从国外买，他们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可是现在这种精神正在被丢弃。王家驹很感慨：“大家不动手做东西了，都从国外买，图方便，脑子和手都懒了……”
我觉得王家驹有一种很强烈的年华不再的感觉。他靠高超的技术赢得出老工人拥戴的岁月已成过去，他用自己的聪明和宽容把“刘士铮、刘世贵、刘长库这三把刀”团结在自己手下，驰骋机电领域的场景已成过去，那种“谁作风正、技术好就受尊敬，大家都烦耍嘴皮子”的精神取向的时代已成过去……
他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摸索着能勾起过去回忆的东西，把满腹才学都倾注在玩具般的东西上。
“我姑娘一个三洋日本洗衣机坏了，检查一下是控制板有毛病。主要是集成块里的可控硅坏了。去保修点，他们根本不修，要就是换一个控制板，要一千多元。我要看图纸他们也不让看……当时没时间，闲下来后就开始研究。发现是设计上的毛病，控制板里热量很大，散不出去，因为给设计成密封的了。所以这个型号都是这个地方坏。我死孩子当活孩子医，用国产的可控硅代替，把机器修好了。但没人能像我这么干，就我一个人这样。广大中国消费者只能干吃亏。”
对于记者反复问的为什么这一代的青工普遍技术不行的问题，他略有些不屑地回答道：“分配的不公使工人们心理不平衡。如果干部享受在后，吃苦在前，一切都能解决。”
大概是六七年前的一次出国，把他一辈子在脑中积淀的东西都打乱了。那时他已经退下，但院里进口国外的大型核磁共振检测仪器使人敬畏，只能把他重新祭起，让他带人到德国和瑞士学维修。这次国外之行，把王师傅给震惊了一下：“在人家那里，不说退休人员每月1500美元的退休金，就说那政府给老工人提供的花园洋房……”最使他向往的是那里的工人素质高，干部的清正：“工人都是大学毕业，干活的自觉程度是我们没法比的。刚入厂的青工月薪就3000多美元，而厂长一个月也就6000多美元……看看我们现的的企业经理，比一个青工的工资高了何止十倍。可还在那搞腐败。”
在整个社会对他遗忘的时候，只有一群人没忘了他，就是30年前他从东城区武装部接回来的复员兵。
“我们当时42个北京复员兵，都是王师傅的手下。”周强说，“最小的一个是1955年出生的，大家都叫他‘小双五’。我们这群人中已经死了两个，疯了一个。一个是病死的，一个是被皮带卷到电动机里一条腿当时就断了，后来流血过多死了。他弟弟顶替他哥进了厂。我们基本每年都聚一个，凡是活着的都没忘王师傅。或今天你去王师傅家，过几天我再去。王师傅那成了我们一个联络站。真的，我们也快要跟着王师傅走到这个舞台的尽头了。”
确实，近20余年来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人，其敬业精神和技术水平均远不如上一代工人。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技术素质状况确实令人堪忧。
我国工人阶级队伍技术素质偏低，最重要的表现为中高级技工严重缺乏上。有报道引述专家学者之言分析性地说：
■在近几年企业发生的各种事故中，有一半以上是因为职工岗位意识不强、岗位技能不高造成的。
■我国高级工仅为3.5%，技工的技术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型，这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去甚远。
■当前毕竟还是一个以学历、文凭决定人的身份地位的社会，光把技术工人说得重要还不够。
■德国失业率约为10%，许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职校毕业生失业率低于2%。
不久前，青岛市劳动保障局举办的2001秋季外商投资企业招聘洽谈会上，一家塑料制品公司急需一名具有丰富经验的高级塑料模具工，于是在招聘会上开出了年薪16万元的“天价”。
一位劳动工资研究专家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后说，这表明我国“技能人才”的身坐上涨，也透露出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我国中高级技工严重缺乏。他忧虑地说：“加入WTO，中国势必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制造大国，可她赖以生存的技术人才呢？”
1.4亿名职工，其中技术工人7000万人。在技术工人中，初级工占60%左右，中级工占35%，高级工仅为3.5%。技术工人的技术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型，这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近40%的水平相差甚远。产业大军中的主流——青工，其技术水平绝大多数还达不到现有技术等级所规定的标准。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培训处处长汪春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技术工人素质低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目前，我国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品每年的损失近2000亿元。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5%，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远低于发达国家60%的水平。在近几年企业发生的各种事故中，有一半以上是因为职工岗位意识不强、岗位技能不高造成的。
在今年（2001年）的“两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方福康委员、中科院院士杨福家委员等专家毫不留情地揭自家的“丑”：
同样的手表配件，在我们的工厂与在瑞士的工厂组装出来，为什么比人家缺乏竞争力？同样的汽车品牌、同样的轿车零件，设在中国的厂组装出来的整车，为什么和国外厂家的原装品质量相差甚远？为什么成熟的技术在生产中却得不到成熟的应用？
他们说，答案就是：不是我们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赶不上人家，而是现成的技术在具体制造中走了样，一线工人技术水平低直接影响了一线产品的质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一线企业管理者也正为此焦虑：入世后我们是否也要高价聘请“洋工人”？
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王振江副局长对记者说，他曾参观过许多国内机床厂，其设备甚至比德国著名的格贝尔公司的还要好，可我们的产品质量简直不能和人家比。为什么呢？举一个小例子，我们的工人安装一个齿轮，装不进去时，就抡起大锤打进去。据他亲眼所见，在格贝尔公司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人家会拿着砂纸、小锉一点一点加工，直到完全吻合为止。这其中有敬业精神，也有经验和技术因素。
王副局长介绍说，以前邮票印制局也同样面临着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澳门回归前印制金箔纪念邮票时尤其尴尬，因为是头一次自己印制，全局上下几乎找不出一个能揽这活儿的高级技工。想来想去，不得不请回已退休多年的老工人林万悌。他1950年就在印刷车间当学徒，排字、调色、凸印、胶印等工艺他全懂。也正是在林万悌的帮助下，那次任务才得以完成。
这使大家真正惊醒，高级技术工人短缺已经关乎企业生命，此后，全局进行了一场竞聘上岗的大改革，把原来的大锅饭变成按件计酬，给重要岗位的技术工人增加补贴，送工人到国外工厂学习。改革后工人学技术争干活的积极性非常高，产品质量也有了大幅提高。
一方面是技术人才的短缺，一方面却是技术学校门庭冷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培训处副处长王晓军介绍说，为了培养我国的技术人才，国家在全国设有3790多所技术学校，可尴尬的是，每年招生的许多学校门庭冷落。
据说，有一所媒炭学校，答应学生进校后每月有数额不小的补贴，可仍然招不到多少学生。许多家长说，谁不想让孩子考大学、当干部？加上近年的普通高校扩招，许多学生更是千军万马涌向那座“独木桥”。
汪春慧处长在解释原因时说，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用人机制的问题。当前毕竟还是一个以学历、文凭决定人的身份地位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把技术工人说得多重要，把职业教育培训提得怎么高，也是白说。
早就有专家提醒，今天我们面临一个大变化，就是从传统的就业模式走向市场就业。当市场就业点主导地位时，一个人的收入状况、社会地位，最主要的是看市场对其的需要程度和认可程度。如果人们再看不起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再忽视生产技术人员，最终会有一个力量、一个比传统观念甚至比政府都强大的力量出来说话，那就是市场。
工业发达国家都有过这样一个过程，以德国为例，其职业教育十分红火。为什么？德国的失业率约10%，许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职业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到处需要，其毕业生失业率低于2%。
现在看来，我国也有这种趋势。今年上半年劳动力市场的调查表明，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不少企业技术工人出现断层，自己出钱对在岗工人进行培训。这在深圳、温州等地表现得尤其明显。
“我们可以引进外资，可以引进先进技术，甚至可以移植先进的管理模式，但我们不可能引入大批的技术技能工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林用三今天（2001年11月28日）对近百名技校校长说。
27日，林用三从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上抽身，专程飞往温州出席全国技工学校改革发展交流会。
他用“形势严峻”形容当前的就业形势，“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将日趋突出，‘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的状况，可能会更加严重，技术技能人才短缺的现象仍将持续”。
深圳高级技术学院院长王亮给林用三的话增添了有力的注解：在深圳市民中，大学生失业率在逐年上涨，前几年不到5%，今年已达到17%；而中高级技工的失业率基本为零，高级钳工的待遇已经超过了硕士生。
王亮说，中国高等教育对民族素质提高有重大意义。但是，技术技能教育同样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深圳的今天，就是内地的明天。
曾在美国深造的王亮从《华盛顿邮报》的广告版上得到一组数据：从1998年4月到1999年4月的3600多个招聘广告中，2%要求硕士以上学历，6%要求本科，而其他92%的用工单位没有对学历提出要求，代之以劳动技能等级要求。
林用三说，加入WTO，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分工。一流的产品需要一流的技术工人来制造、营销和服务。这必然形成对技术工人数量和质量的更高要求。而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只能靠中国自己来培养。
林用三解释，经济越活跃、越发达，技工教育就越旺盛越繁荣，技术工人就越值钱，越吃香。广东技校招生数量连年创新高，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反之，经济欠发达地区，缺少经济增长的有力拉动，整个社会仍然热衷于学历教育，忽视技工教育。西部地区技校招生连年滑坡，就是这种现象的直接反映。其结果，也妨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是西部开发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问题。
林用三分析，从今年（2001年）第三季度全国62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看，商业、社会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是用人需求的主体。
对具有高级技术和职业资格的求职者来说，就业压力明显小于资格相对较差的劳动者。即使在职工素质相对较高的制造业，仍然存在高级技师严重短缺的问题。其他行业更不要说了。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显示，“十五”期间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呈增长趋势，但在结构上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对中级工的需求仍居首位，占40%，但比重比2000年下降了3%；对初级工的需求比重为20%，下降了9%；而对高级工、技师的需求普遍呈大幅度增长趋势。
技术技能人才严重短缺，以致山东省企业界人士感叹：“好钳工比研究生还难找！”据2001年10月14日的《齐鲁晚报》报道，“山东省统计局企业调查队近日在全省制造业的116家企业进行了一次关于产业工人技术素质现状与需求趋势的专题调查，结果显示：技术工人总体素质较高，但高等级技术工人紧缺，有的企业负责人发出感叹：‘找个好钳工比找个研究生还能！’”“从济南市劳动力市场调查统计中得知，近一个月来，中高级技师在市场尤其走俏，焊、钳、铣、刨等传统工种的技工深受用工单位青睐，但是，目前济南劳动力市场此类熟练技术工人匮乏。”
技术技能工人短缺的情况愈益严重。在浙江省湖州市，技工“香”过大学生。那里一名技工月薪超过1500元，优秀技工月薪可达3000元，而且不分中青年。即便如此，招聘企业仍难如愿。许多企业在劳动力市场贴出招收技工的信息，一家材料公司要招电工两名，月薪是1000元以上；一家抛光厂一次就招20名抛光技工，月薪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这些企业对技工的年龄放宽到55岁以下。一位企业老总说，他打出的月薪只是低价，优秀的技工月薪不低于3000元。2002年2月1日，湖州市举办人才招聘大会，数十家单位前来招收技工，开出的条件令其他职业眼热。招聘会还首次出现了招聘高级技工的企业，年龄及文化程度不限，但最后企业如愿的并不多。湖州南浔一家企业老总苦叹：“我们厂投产两年，需要5名技工，可至今只招到两位，有些业务根本没法开展。如果真有合适的人选，月薪绝对好商量。”湖州市人才市场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一方面大量下岗工人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技工却供不应求，像有的高级锅炉工，只要一听锅炉声响，就知道毛病出在哪里，这种人才在湖州屈指可数。（参阅孔令泉：《湖州月薪3000元难觅高级技工》，载2002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
2003年3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秦杰、邹声文、沈路涛写的报道：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有越来越多的贴着“中国制造”标志的产品漂洋过海，销往世界各地。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制造业会因为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工和高级技师严重短缺而受到影响。
一些企业盼业了订单却不敢接单；许多工厂的生产线比国际著名公司的还要先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根本不能和人家竞争；使用同样的配件，但我们组装的手表远达不到瑞士产品的质量……
为什么会这样？北京师范大学方福康一语中的：“不是我们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赶不上人家，而是现成的技术在具体制造中走了样，一线工人技术水平低直接影响了产品质量。”
工人技术素质低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目前我国的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每年损失近两千亿元。在近几年企业发生的各种事故中，有一半以上的是因为职工岗位意识不强、岗位技能不高造成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林用三对此十分关注。
“我国城镇共有1.4亿职工，其中技术工人只占一半。而在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只有5%。发达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的比例超过35%，中级工占50%以上，初级技工只占15%。这种反差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对于我国技术工人的构成，当了几十年工人的全国人大代表梅美华烂熟在心。
“不仅高级工所占比例很小，而且年龄层次偏高。我国制造业的主力是青年工人，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技术水平还达不到现有技术等级规定的标准。技术工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上海大众汽车底盘科经理孙振华对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出现断层的现象十分忧虑。
“在我们厂，现在还是靠4位70多岁的老师傅支撑着关键技术岗位。如果他们走了，我们这家万人厂就只好停产。”对此，原哈尔滨龙江电机厂技术副厂长姚建亭显得无可奈何。
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缘何青黄不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探求原因。“现在工人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根本没法与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比。”梅美华说，同样从学校毕业，技校生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工，往往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整整一辈子。就算是磨成了高级技工，你的工资、福利、住房等方面的待遇往往不如职位最低的管理人员。
据姚建亭介绍，在哈尔滨，高级技工在普通国企里月工资仅四五百元。如果到私企，则可以挣到一千多元。长期忽视技术工人的切身利益，挫伤了许多工人自我提升、学习技的积极性。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调到私人企业，或转行从事其他职业。
“很多企业宁肯花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高薪去聘请技术专家，也不愿花几百元去培训一名技工。”孙振华认为，企业忽视对工人的技术培训，也是导致技术工人短缺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些企业倒并非不愿意提高职工的技能素质，只是怕培训后他们跳槽走人。”
“现在社会只看文凭，不重技术，致使职业技术教育出现萎缩。”姚建亭说：“这当然也会影响技术工人的培养。”据报道，现在许多职业学校门庭冷落，甚至关门大吉。仅武汉的38所技校，就有10所关停并转，其他20多所也举步维艰。“就是读完技校，他们也不想在一线当工人，千方百计要跳槽搞管理。”
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技术工人这一职业成为冷门。“谁现在还想当工人呀？”姚建亭反问记者。
“十五”期间，我国提出要使职工队伍中的高级技能人才从目前的5%提高到20%，但在目前这种多数人不想当工人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培养支撑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工人大军？
“我们可以引进外资，可以引进先进技术，甚至可以移植先进的管理模式，但我们不可能引入大批的技术技能工人。”林用三认为，中国技术工人队伍的培养还得靠自己。
姚建亭认为要改变技术工人短缺的现象，首先要营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全社会都应重新认识技术工人的价值和地位，营造尊重技术工人、受惜技术人才的良好氛围，增强他们的职业荣誉感，自豪感和责任感。”
“企业还应建立相应的利益激励机制，让有技能的技术型人才感到学技术有奔头、懂技术有甜头。”孙振华说，“虽然现在一些企业建立了这些制度，但是力度不够，起不到激励的作用。”林用三还提出：“企业内部要建立相应的培训机制，为技术工人的成才积极创造条件。”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负责人已经认识到，技术工人不等同于普通操作工，高级技工、高级工艺师与设计师、工程师同样重要，在企业的待遇基本与一般的工程师等同。”姚建亭多少有些欣慰。
实际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开始对忽视技术工人的行为进行矫正。在人才市场上，技术工人正在成为“香饽饽”。在南方，高级技工和硕士、博士一样大受欢迎；在深圳，大学生失业率在逐年上涨，而中高级技工的失业率基本为零。
“经济越活跃、越发达，技工教育就越兴盛、越繁荣，技术工人就越值钱、越吃香。”林用三说：“市场是一种比传统观念和政府行为强大得多的力量，它将在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现象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2003年12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刊载了一篇该报记者通过采访首届职业培训国际论坛而撰写的报道：
“我国已经出现灰领人才危机，供求严重失衡。”今天下午，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河清教授在上海召开的首届职业培训国际论坛上表示，必须加快我国灰领人才的培养，否则将影响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深圳一家企业开出6000元的月薪仍未能如愿找到高级钳工。浙江一家企业用年薪70万元从日本请来一名高级技工，而2002年上海市需求高级职业技能人员1.38万人，但供给却只有3800人。”杨河清用几个令人惊讶不已的例子来说明目前我国灰领人才的短缺。
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求大学生、硕士生易，寻高级技师难。杨河清告诉记者，今年我国毕业大学生270万人、硕士生27万人，而高级技师总体存量却只有28.7万人。
据悉，目前全国城镇企业共有职工21.4亿人，其中技术工人7000万人，高级技师只占0.4%，技师也只占3.1%，另据一项对全国3000多家企业进行的调查，58.5%的企业管理人员短缺，但与此相对应的是，近80%的企业缺乏技术人员，尤其是高级技术人员。
杨河清指出，我国工业目前以制造业为中心，制造业增加值一直占GDP的40%以上，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制造业，将近一半的城市人口的就业机会是由制造业提供的。“目前中国制造业已经拥有了比较强的竞争力，中国正成为下个世界制造中心。发展先进的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杨河清强调，灰领人才在制造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灰领是生产分工中的重要阶层，在生产过程中起着纽带和环节的作用，他们都是技术骨干，并且是生产现场的灵魂。”
目前我国建筑行业高级技师仅占0.3%，影响了建筑行业的科技转化。有96%的企业缺少机电方面的人才，88%的矿产企业缺少采矿方面的人才。各个行业中都存在灰领人才短缺的现象，直接影响了我国工业在现代化技术方面的吸收，影响了我国企业对高技术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企业正常的生产，严重影响了我国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工作。综合起来，灰领人才的短缺危机有可能影响到我国成为下一个制造中心，严重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任陈宇指出，目前我国就业形势比较严峻，“一方面由于人口过多，导致就业总量过剩，出现供大于求的现状，而另一方面就业结构失调，结构性失业比较突出。”陈宇指出，在过去25年中，中国无限供给的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是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资源，但是低素质、廉价的劳动力又恰恰是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的根源，也是导致最近5年内我国失业率不断攀高的原因。他说：“结构性失业已成为我国失业的重要类型，有的人没事做，有的事没人做。”
目前上海有3800人持有高级技工证书，对于1.28万人的市场需求来说，还是太少了——
张季勇是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在日前学院举办的人才招聘会上，他与上海宝钢集团签订了用人合同，将作为技术骨干派往生产第一线。虽然这个岗位在一般人眼里上个“蓝领”，但张季勇已没有了3年前的犹豫。3年前他高考落榜，选择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还有些无奈，而现在的他却满怀豪情地说：技术工人也是人才，只要好好干，在车床旁一样可以干出名堂。
有着张季勇这样想法的学生并不多。在人才招聘会上，手持学历证书的大学毕业生大多是冲着管理人员、行政人员的岗位去的，应聘者之多让企业挑花了眼。而与这些“白领”、“金领”岗位相比，“蓝领”岗位则门可罗雀，应者寥寥。
“现在想招聘个好技工实在太难了。”青岛市林达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永林深有感触。他的企业最近准备上马汽车轮胎钢连线项目，市场前景广阔。但是，项目定下来了，生产技术骨干却没有着落，国为国内掌握此项生产技术的不过区区十来个人，在青岛更是屈指可数。公司为此陷入了“有米下锅却愁无巧妇”的无奈。
杭州汽轮机研制的数控机工有260个位置虚席以待，厂长赶了十多场招聘会，还是一无所获。广东鹤山精联印刷有限公司日前以6万至10万元的年薪在杭州急招一名印刷高级技工，可等了一个上午，也没有一个人前来应聘。在“童装之都”的浙江织里，许多企业老板整天守候在车站附近，高价招聘能基本操作纺织机械的外地打工者。仅数控类技术人才，在上海的缺口就达9000人。为解燃眉之急，上海有企业甚至不得不从日本引进失业以及退休的高级技术人才。
据统计，我国城镇的1.4亿名职工中，技术工人只占半壁江山。其中初级工所占比例高达60%，中级工占35%，而高级技工只占到5%，这与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40%的比例相去甚远。这一缺口不仅集中在机械、建筑、印刷等传统行业，更大量集中在电子信息、环保工程、工艺美术等高新技术产业。据悉，仅我国软件行业的高级技工缺口就达42万人。
虽然企业抛出了高薪“绣球”，但不少学子仍然无动于衷。教育专家认为，这不仅与观念有关，也与制度有关。
在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虽同被划分成干部和工人身份。身份不同，工资、奖金、住房分配等福利待遇也存在差距，这是导致“蓝领”乏人问津的一个原因。即便在外企，许多人观念中的“白领”和“蓝领”之间的鸿沟一时也难以逾越。但是，在制造业发达的国家，许多在计生产第一线的硕士、博士被统称为worker(工人)，他们并不觉得难堪。
上海阿尔特贝尔有限公司曾招过7名大学生到生产线上，但没过多久，他们都离开了。该公司生产行政人事经理薛宇说：“因为他们不太安心。分在生产线的员工看到分配到研发部的同学就会心理不平衡，认为同样是大学毕业，怎么人家可以是‘白领’，我却要跟工人们一起干活？”他认为，这种观念源于长期以来的社会偏见。
“工字不出头”，“当技工没出息，干得再好也是个高级蓝领”——这几乎是社会对技工最普遍的看法，也直接导致了高级技工的短缺。目前上海仅有3800人持有高级技工证书，相对1.28万人的市场需求来说，还是太少了。面对中高级技术人员每年30%的需求增幅，企业对技术工人已到了求贤若渴的地步。
其实，不少教育工作者本身也对职业教育抱有成见。在他们眼里，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另外，我国现行的学业生分流政策比较倾向于普通教育，初中毕业后，老分高的进入普通高中，考分低的则被安排进入职业高中。这就难免给人造成“普通教育优，职业教育劣”的印象。不少学生和家长把职业学校视为无奈的选择。
目前，北京、上海、江苏等在的大学毛入学率已达到或超过15%，提前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而参照工业发达国家经验，进入这一阶段的教育主体应该是高等职业教育，并非普通高等教育。这和我国传统教育模式只注重培养精英型人才不无关系。
“必须重视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上海市教委高等教育处的许涛说，在经济发达国家的专门人才中，高等实用型人才与学术型、研究型人才的数量比例大约是4︰1，呈金字塔形。而在我国，源源不断走出校门的毕业生，却是一个“倒金字塔形”。
值得庆幸的是，有关部门正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全国已有386所中职院校改制为高职院校，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也分别比改制前增长了8倍和6倍。上海教育部门还率先提出了“大学生职业资格鉴定”计划，规定职业技术院系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必须取得职业技能证书。由于“双证书”专业完全因岗而设，所以毕业生特别受欢迎，发证当天就被宝钢、浦东发展银行、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等大企业一抢而空。
只有当更多的学子开始主张选择“蓝领”岗位之际，当高级技工拥有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蓝领”稀缺才不再是困扰“中国制造”的一个难题。
2002年8月29日的《中国青年报》，围绕着“技能人才与中国制造”又一次发表报道：
在曾被誉为“中国技术工人摇篮”的沈阳市，月薪2500元竟招不到一个高级铣工
月薪2500元聘5名高级工以上的铣工——这是不义前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当地媒体刊出的一则广告。
按常理说，在曾被誉为“中国技术工人的摇篮”的沈阳市，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沈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高级职业指导师高凤祥介绍说，在“一五”和“二五”期间，国家把六分之一的财力投到沈阳，发展装备制造业，所以沈阳工业的门类非常齐全：除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有被称为“母机”的机床。各类技术工人应有尽有。而到了今天，出现了断层。高级工以上的技术工人年龄偏大，青年人对技术不感兴趣，不仅如此，一些老工人的“绝活”技术已经失传。他举例说，曾经应用很广的“冷做钣金”技术在沈阳已无人掌握。
沈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开发处处长许胜富也认为，沈阳市的高级技师大多是50多岁，40多岁的也有一些，30多岁的高级技师则凤毛麟角，这样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
沈阳鼓风机厂是个有着900多技术工人的老厂，在刚刚结束的工人技能等级评聘中，技师、高级技师达到了100人，而在此之前这一数字不超过10人。但该厂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唐伟达说，鼓风机厂的技术工人年龄偏大，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35岁以下的年龄只占30%。因为招不上学生和不景气，鼓风机厂的技校已转为社会办学。
由于缺少技艺精湛的高级技师，一些技术难题便难以解决。长春客车厂为昆明世博会设计了一辆流线型客车，由于车是流线型的，蒙皮、支骨架都需要特殊技术，而当时厂里没有工人具备这种技术，客车厂只好专门找回几个60多岁的退休老工人组成“老头队”才完成这一工作。
沈飞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除晓明认为，高水平的技能人才远无不能满足需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九五”期间大批身怀绝技的老技师进入退休高峰，使各专业性工种的技术带头人严重匮乏；二是许多技术工人的技术技能老化，不能跟上现代企业电子化、信息化的步伐。
技术技能的老化一方面是企业的原因，但更多的要归于不完整、不全面的职业教育。曾经从事过多年职业培训教育研究的劳动部督导员都玉栋认为，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远远满足不了企业和社会的需求。
长春客车厂试验车间副主任屈伟建说，现在大学教的课程能用上5%已经很不错了，大多数的知识很多已经过时，远远跟不上企业的技术发展。很多大学生设计的图纸与生产实际严重脱节，有些设计图纸能让工人师傅笑掉大牙。现在客车厂的大多数生产过程都采用数控技术，操作人员不仅要懂得本专业知识，而且要用计算机编程，处理各种问题，但这些知识在我们的大学里反而学不到。
沈阳鼓风机厂变速车间工人技师李建华说，现代制造业对工人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对鼓风机厂这样单件生产的企业来说，工人不仅要会看图纸，而且要技术过硬，比如变速器生产，精度要求已由过去的五级、六级升至二级，齿轮加工的误差要示不超过0.015毫米，否则就会成为不合格产品甚至废品。
一汽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副总经理王国荣深有同感。他举例说，安全气囊、ABS防抱死系统等新技术早已在产品中应用了，但学校至今没有教授这方面的内容。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维修车间有223名技术工人，他们中有电工、钳工，还有管道工，是公司技术工人最集中的车间。车间主任祁国华的感受是，现在一台设备出了毛病，很难说是电的问题还是机械的问题，所以我们急需机电一体化的多面手，可是这样的专业太少，学校依旧划分为电工专业和钳工专业。
祁国华今年想在长春汽车高等专科学校数控专业选20名工人，考试题目是给几个元器件连线。在他看来是最简单的问题了，没想到高专的学生竟然不会，答得最好的人也只是连好了3条线。“我们的学生太重理论，本应在学校进行的实践培训交给了企业，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上录报刊所载报道资料所反映出的当代中国技工、尤其是高级技工严重短缺的现象当然是十分值得人们高度关注的，但我们认为，当我们在考察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素质状况的时候，有两个问题首先值得认真分析和研究：一是当代中国工人技术技能素质真的低下到非得到国外去引进失业及退休的高级技工程度了吗？二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社会“谁还想当工人”，并由之而严重影响着工人阶级的技术素质状况，乃至出现了所谓“技工（师）危机”？
调查和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技术工人供不应求的局面普遍存在，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今年4月对全国40个城市技能人才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技师和高级技师占全部技术工人的比例不到4%，而企业需求的比例是14%以上，供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调查还发现，企业当前最急需的前三位人才依次是：营销、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分别占调查企业需求比例的14.4%、12.1%和10.9%。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技术工人的需求也较强烈，排第六位，占调查企业的8.9%，加上企业对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需求，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比例占31.9%。
2、今年二季度对全国113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分析表明，各技术等级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技师和高级技师严重短缺。
企业对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和初级工的需求人数与求职应聘人数之比分别是2.4：1、2.1：1、1.8：11.5：1和.5：1。目前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比已经大于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比。
江苏省无锡市今年二季度劳动力市场制造业的用人需求所占比重是40%，为所有行业的第一位。二季度企业登记需求275名高级技师和技师，但没有一个人应聘；高级工的需求与应膀个：1和1.7：1。
作为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三省，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更是严重短缺。据去年底调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术工人的比重，辽宁为8.8%，吉林为7.1%，黑龙江为6.1%。即使在装备制造业实力雄厚的上海，此比例也只有9.4%。
据广东省最近对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306家企业的调查，有128家企业急需招聘技术工人1.8万名，而应聘人员中符合企业招聘条件的则相当少。此外，调查还表明，熟练工和技校毕业生最受企业欢迎，不论性别，都十分抢手。
4、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和科学技求的日新月异，对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扳能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日益强劲的势头。
据测算，到“十五”末，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总量将增长20%至25%，其中，高级以上技能劳动者所占比例预计增长15至20个百分点，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将翻一番。
近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对技术工人和高级技能人才需求量大大增加，技术工人的培养却远远不能满足企业需求。尽管技术工人的短缺早已出现，但技工教育培训的发展还难以适应。一些大学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没有能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规划，有较大盲目性，专业趋同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供给严重大于需求。如近年教育部布点增长最快的10个专业，其毕业生的就业率2002年全面下降，其中艺术设计下降了21.6个百分点，就业率仅为59.7%。尽管目前各类职业学校已达2万多所，但以培养后备高技能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只有200多所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且由于经费不足，规模有限，设备设施老化，毕业生待遇未得到很好解决，难以在短期内迅速培养出大批高技能人才。
2、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投入不够，只使用、不培养的做法则进一步加剧了技术工人的短缺。
企业在培养技能人方面没有发挥主体作用，对员工技能培训的投入严重不足。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今年4月列全国40个城市技能人才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名义上开展了培训，但实际上用于职工培训方面的花费并不高，2003年企业用于就业人员的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占职工工资总额的1.4%，未达到国家规定的1.5%的最低比例。与此同时，一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后，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外期行为，对职工重使用轻培训，甚至只使用不培训。这次调鱼显示，一半以上的企业用于技术工人培训的费用不到职工教育经费的20%。其中，职工教育经费用于技术工人培训的比例在20%以下的企业占58.5%，比例在20-50%之间的企业占26.9%，比例在50%以上的企业占14.6%。
在技能人才评价方式上，存在比例、年龄、资历和身份界限，没有建立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并注重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水平的技能人才评价新体系。在技能人才的激励上，企业尤其是使用高技能人才多的国有企业，多没有建立鼓励生产操作一线报能劳动者钻研技术业务，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的收入分配机制。在企业外部，由于没有给技能人才创造灵活的流动环境，因而也没有达到使技能人才在流动中实现应有价值，以逐步提高技能人才的人力资本十没资回报率，达到鼓励技能人才投资的目的。
（《民工、技工“荒”在哪，为何“荒”？——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结论》，载《职业技术教育》2004年第24期。文中表从略。）
这集文章对造成技工短缺的主要原因所作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又得究实考论，中国真的就没具备着高素质、高水平技术技能的工人了吗？还是透过相关报道，让事实来说话吧：
52岁的出租车司机王灿听说我们采访有关技工的事，十分兴奋。“你们多坐坐出租车吧，3个司机里面准保有一个以前干过技工。”
老王原在沈阳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里做镗工，前些年，企业在破产的压力下实行转产、改制，他下岗了。
“唉！现在成了‘社会的包袱’，和他们一样。”老王自嘲地笑笑，手指着街道两旁的小摊贩说，“他们中过去谁没点技术？”
在沈阳许多下岗工人的家里，几岁的小孩遇到停电时都会说“断路”，原因很简单：爸爸曾是个电工。
“其实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只是短暂的‘阵痛’，随着沈阳提出打造设备制造企业基地的口号，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落户沈阳，传统的制造企业纷纷升级换代……我们会重新发现沈阳作为优秀技术人才摇篮的魅力。”总部设在瑞典的III飞力沈阳泵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淑萍用“遍地都是”来形容学阳的技术工人，“大量闲置的技术工人，正是吸引我们来沈阳的一个重要因素。”
吕淑萍说：“在沈阳找个好装配工，到自行车修理铺就可以找到。”III公司1995年落户沈阳，恰逢沈阳大批国企走入困境，招聘广告一贴出，招来很多技术工人前来应聘。
老国企从辉煌走入低谷，技术工外流不可避免。沈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高级指导师高凤祥说，沈阳瓣产业主要是“捧铁块子（机器制造业）”，这一行业的技术工人在没下岗之前就被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挖走了，高凤祥说：“技术工人是沈阳的一笔巨大财富。”
“很多中国工人的技术不比国外工人差。”III公司负责装配工作的王家祥说。王家祥曾到过III在瑞典的分厂受训，“同样是装水泵，在瑞典3种型号的水泵要分别由3组人来装，如果这一组去干那一组的活，就根本干不了，而中国工人3组型号的水泵都可以装，而且不比瑞典工人慢。”
长春市工会保障部部长康平说，有技能的工人早就被私营企业和外企盯住了，他们不用到劳动力市场就已跳槽了。这给国有企业带来越来越多的压力。
28岁的孙长春是一汽集团年龄最小的劳模，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记者刚刚找到他，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原来是催他去解决喷涂机喷涂不匀的技术问题。孙长春说了句“稍等”就转身出了门，时间不长又回到记者面前：“不好意思，设备出了点小问题，已经解决了。”
孙长春是设备工装科的操作师。车间主任祁国华评价说：“没这个小伙子，设备三天两面三刀在可能就要出毛病。”
2000年，一汽集团从法国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喷涂机，在调度运行时，顶喷漆悬杯卡死了。由于喷涂机是为一汽量身订做的，很多设计都进行了改进，一位法国专家费说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找出毛病，向国内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求救，但都没使生产线“活”起来。
这位法国专家一直对中国工人不信任，操作台的密码从来不告诉中国工人，为了不让中国工人碰机器，回家时还要在操作台的关键按钮上贴上透明胶。
但此时，无计可施的法国专家只好耸耸肩膀同意一试。孙长春建议在电脑上改写几个参数。
法国专家疑惑地按张长春提出的参数一改，问题果然迎刃而解。此后，法国专家便离不开孙长春了。
“中国的技能工人都非常聪明，不少人还身怀绝技，哪里出了问题一眼就能看出来。”许多在沈阳的外企主管都这样说，“他们都是企业的宝贝，离了他们企业就转不动。”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一个拥有1.7万人的重量级企业，被誉为“中国歼击机的摇篮”。但原先在7900名一线工人中，技师和高级技师仅有46人，最近重新评定，技师人数上升到312人，高级技师为49人，占技术工人总数的4.6%。沈飞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徐晓明说，“九五”期间，沈飞制定了被称为“三四八”的“三高”人才培训计划，即培养高级管理人员300名、高级技术人员400名、高级技术工人800名。“十五”又继续推出“一二三”人才培养计划，其中对高级技术工人的培养是最多的。他们认为，只有技能人才成为公司人才“金字塔”型结构的基础，企业大厦才能稳固。
与此同时，拥有12万名员工的一汽的目标是，“十五”期间建成一支2000人为龙头、总数达两万人的核心技能人才群体。
“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制造业的增长。而制造业发展离不开技能人才的培养。”（2002年）8月16日，当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向新闻界表达这个观点时，一位国企老总感慨地说：“我们常常一提工人就直撇嘴，其实，日本大学生有30%都充实到了制造业第一线当工人。我们该换换脑筋了。随着制造业的发展，一个技能人才的新时代必将到来。”
这真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街托钵效贫儿”！“很多中国工人的技术比国外工人不差”；“技术工人是沈阳市的一笔巨大财富”。但国有企业破产改制、衰败了，而先败掉了的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脊梁——技术工人。“下岗、失业，近几年来成为许多沈阳技术工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其结果是“3个（出租车）司机里面准保有一个以前干过技工”；“在沈阳找个好技工，到自行车修理铺就可以找到”。一方面是大量技术工人被闲置，就连外企副总经理都感受到了“遍地都是”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却10万元年薪也找不到高级技工。这倒实在是个很吊诡的现象。
李凯军是一汽集团的工人。今年初，公司配给他一辆崭新的捷达王，不但负责保险、养路费等费用，每月还给他1300元的汽油钱。
李凯军眯眯地对记者说，他每月能拿到的工资是3000多元，可如果加上汽车、住房等看不见的收入，公司每月花在他身上的钱大致8000元左右。
“这8000元与他为公司创造的价值相比不算多。”今天，专程陪李凯军来北京接受“中华技能大奖”的一汽集团工会副主席孙锋说。
2001年11月，李凯军所在的工厂拿到一家中美合资公司的大额订单。但对方提出一个条件：必须在合同书中约定“产品由李凯军亲自加工”。与以往许多次一样，这订单是冲着李凯军来的。
李凯军是一名模具钳工，主要是为汽车发动机、变速箱等零部件做模子。据说，即使在制造业发达的国家，许多工序都可以用机器代替，惟有模具装配这个环节必须用手工。李凯军干的就是这个“手工活”。
“这可不是普通的手工活！”孙锋指着公司里的这个“大宝贝”说，他哪怕有一个小失误，都会影响到模子的精度，而模子的精度又直接影响到整个汽车的品质。
按照国家职业标准，李凯军属于钳工中最高的一级——高级技师。刚刚32岁的李凯军已站到宝塔的最顶端。
在李凯军的眼里，干活就是追求完美的过程。从小喜欢动手的他在技校的第一个实习作品，被老师说成是“4级工水平”。
李凯军最得意的一件作品是他用手工做出的一个网球大小的多面金属球，那是不久前他参加技术表演时的创作。小球有12个面，每个面都是正五边形，其精度要求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1/6。据说，这比打磨钻研的精度要求高多了。办内能达到这个水平的技术工人屈指可数。
整整14个小时，除了吃饭，李凯军的全部心思都给这个小球了。如今，这个小球成了许多人想收藏的艺术品。这种长时间全身心投入工作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每次重大任务，都是这么完成的。一汽小红旗轿车的旗标模具是国内厂家无人敢接的“面子活”，被李凯军花了3天3夜磨制成功了。棘手的奥迪A4轿车发动机点火线圈压铸模具也被他攻克了。李凯军还自行研制了目前广泛应用在生产中的“李凯军拔模器”。他革新和研制的工具把原来许多工作的效率提高了5至20倍。
“这个总能证明我是工人吧。”每次有人怀疑这个斯斯文文的小伙子是不是个真工人时，李凯军喜欢伸出自己的双手。一层厚厚的老茧布满他的每个手指头，在老茧的细细裂纹中，积淀了黑黑的油渍。李凯军说这是他的身份标志。
记得第一次到岳父家吃饭，盯着他抓白馒头的手，岳父忍不住责怪说：“吃饭也不把手洗干净。”岳父不知道，女婿那双常年和机械打交道的“脏手”，大概永远也洗不干净了。
本来车间配有工作手套，可每每干活到了要紧处，李凯军都习惯地摘掉手套，因为那样“更能找到感觉”。就凭这种感觉，李凯军近年来共加工了几百种模具、价值700多万元。
李凯军成了一汽集团不可或缺的“宝贝”，用单位一位领导的话说，“让你休息一分钟都是对企业的浪费。”
有了车，有了房，还有不菲的月薪，有人说李凯军是提前步入“中等收入阶层”的技术工人，但李凯军却说：“中等收入阶层还有一项指标是旅游，但却没时间出门。”
加班加点已经成了平常事，就连今天到北京接受“中华技能大奖”也是提前加班好几天才挤出来的时间，但李凯军喜欢这种生活。
在焊花飞溅的车间，循着他人的指点望去，一位中年人拿着图纸正和工友们探讨着什么……他就是被称为“最棒的焊工”、前不久荣获中华技能大奖的崔涛。和蔼的脸，专注的眼神，1米80左右的个儿，带有硬茧的宽厚手掌，沾满了油污的蓝色工作服，以及工作服上被焊渣烫过后留下的痕迹……一见面，崔涛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不清从哪天起，崔涛成了厂里的“技术大拿”，一遇难题，厂领导就会说“找崔涛”。但他清楚地刻1968年12月1日那一天，17岁的崔涛分到车间不久就被师傅带到船坞的甲板上练习电焊。“那年冬天特别冷，都零下十多摄氏度了，可当时我们几个师兄弟练得特别欢，焊管子迸溅的火花夹杂着天上飘下的雪花，那场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崔涛出徒后干的第一个活儿是给美国的一艘船焊加油管。因为加油管在船舱的最下面，离地只有15厘米高，崔涛必须把脑袋伸到管子下面去。由于焊接的时候焊头越少越好，所以活儿干起来就不能停，焊渣迸的到处都是，掉到鞋里也只能忍着。那次一个管子焊焉，崔涛的脚上烫出了好几个水泡，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后来加水试管的时候，我焊的管子滴水未漏，美方人员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个新手焊的。”说起这事，崔涛仍掩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从那时开始，崔涛在船上一焊就是5年，师父打心里喜欢这个肯吃苦又能干的年轻人。有一天师傅来到崔涛家串门，“我父母和师傅一下子谈起了我的婚事，再后来，我师傅就成了我的岳父。”说起这，崔涛的脸不禁红了。
1982年，焊接活儿已小有名气的崔涛来到上海，支援当时的中华船厂。这次焊接任务是一艘导弹驱逐舰的蒸汽管，由于这种管子需要随的气体压力很大，而且气体本身的温度又相当高，焊接质量不过关，后果不堪设想。焊接过程中管子还必须要加热到250摄氏度，工作环境很艰苦。
当时，中华船厂一位50多岁的老师傅对崔涛的能力表示怀疑。也难怪，这位老师傅是七级工，而崔涛只是个三级工。崔涛拿起焊枪的时候，那位老师傅说：“小伙子，你慢点焊。”并在一旁盯着。等焊完了一根管子之后，老师傅看了看，没吭声。后来焊口经X光探伤，合格率是100%。崔涛出色地完成了整条船260多根管子的焊接任务，老师傅也和崔涛成了好朋友。
1998年的冬天，大连造船新厂为大港1号钻井船高压泥浆管进行焊接，由于这种高压泥浆管用的是35铬钼的管材，这种金属本身既硬又脆，而且天气寒冷，如果焊接方法不当或者焊接工艺不合理，管子特别容易产生裂纹。
当时船东也不相信崔涛能焊好这种管子，崔涛他们几个人完成任务后，焊口一次探伤合格率达到100%。船东紧紧地拉着崔涛的手笑着说：“崔师傅，我请你吃饭。”“要知道，我们出去干活，一般都是我们请船东吃饭，毕竟是人家给咱们活干，像这样的船请我们吃饭的事，以前我们还从来没遇到过。”想起这事，崔涛至今不无自豪。从此大港油田很多人都知道大连造船新厂有一个崔涛师傅焊接活干得好。1999年，大港油田一艘钻井船的吊臂发现裂纹，船东想都没想，直接找了崔涛。
崔涛小传：51岁，大连市新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管加工车间电焊工。2000年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2002年获中华技能大奖。他撰写的论文《混合气体保护焊》被评为辽宁省优秀成果奖、《大口径特涂管无波纹焊接》获辽宁省科技成果奖、《提高CO2气体保护的焊接质量》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成果奖。
工人李斌，让人们对新一代知识工人刮目相看。这位来自上海液压泵厂的普通工人，近10年中，运用数控加工和编程技术，成功开发17台进口数控机床的加工功能，完成新产品开发55项，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达2000多万元。上海液压泵厂厂长说：“有一个李斌，我们工厂就可以起步肯十个李斌，企业就能振兴。”
1980年，李斌从上海液压泵厂技校毕业进了工厂。没几年，这家有过昔日辉煌的国内液压行业骨干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设备老旧，废品率高。市场萎缩，企业亏损，工厂搬迁，企业面临着剧烈的震荡。平素沉静少言的李斌说，“工人强，企业才能振兴。我们要用自己的劳动让企业好起来。”艰难的起飞从“降废、减损、增效”开始。进口数控机床采用的大多是进刀具，价格是国产刀具的二三倍乃至十几倍。李斌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国产刀具的资料，经过加工时的摸索、对比，提出经国产刀具代替进口刀具的设想。为了寻找合适的刀具，许多个节假日，他骑着车一家家商店跑，用量具一把把量，一把把挑。就这一项，李斌每年为企业节约15万元。
工厂在几年前耗费100万元购置了一台数控机床，但这台昂贵的机床只能加工一二种棒料零件，一个月只能开机几十个小时，利用率很低。李斌决定开发这台机床的功能。多少个日日夜夜，李斌的生活就被浓缩在机械加工的理论和计算之间。
他查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画了一张又一张设计草图，计算了又计算，试验了又试验，终于设计出一种埋入式偏心夹具，自制出特殊的刀具，编制出一套新程序，降伏了技术上的拦路虎。现在，这台机床已能加工16个品种的零件，被称为全功能机床，经济效益成倍提高。
不久前，上海液压泵厂接到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专用液压产品的订单，由于产品技术含量高，而厂里的加工能力有限，打算把部分产品交外单位加工，但交货日期和产品质量又不敢保证。厂长一筹莫展之际，李斌主动揽下了活。他一头钻进图纸，仔细研究，反复琢磨，排出了加工工艺，编好程序，终于交出了一次校验成功的产品。
从厂技校毕业后，他就在生产一线当金属切削工。他是那种干一行必定精一行的工人。从学磨刀开始，他向20多名师傅学习，博采众长，很快成为车、钳、铣、磨的一把好手，再难加工的零件，到他那儿都能保证质量地完成。
工作使他更渴求知识。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完高中课程，又考取了上海电视大学机械工艺与设备专业，读完了24门课程，以优良成绩毕业，并被评为“三好学生”。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到上海交通大学和长宁区科技站进修。
正是凭着勤奋学习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李斌在3年学徒期内，掌握了金属切削加工全套技能：两次出国培训，李斌掌握了运用数控机床的四大要领：3年大专和3年大学学习，李斌奠定了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也正是凭着不服输的闯劲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李斌追踪着数控机床行业的领先技术，在试制国际尖端产品、修正国外机床偏差、提高产品加工数控化率和数控机床由单机控制向集群管理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参加工作20多年，李斌实现了从初级技工到数控专家的跨越，成为液压泵行业的“著名品牌”。李斌以卓著的成绩，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国家及省部级荣誉19项。
李斌说，“社会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当个好工人，也是一个值得终身追求的目标。直到今天，我仍然每天感到有新东西要学。”李斌诠释了新时代工人的全新理念，他正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工人。
“希望有更多的人超过我。”这是他的真情告白。在调试每台机器时，李斌总是将每一道步骤、关键问题记录下来，画出图示，制成卡片，使其他工人少走了许多弯路。
李斌所在的上海液压泵厂，1996年就组建了李斌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