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二十世纪女性解放的故事往往被认为围绕着裤装的普及而展开，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时尚主角仍然是裙子。裙子是女性主义叙事中被忽视的部分。裙子，讲述着女性角色、命运、自由和理想的变化。《裙子的宣言：重新定义二十世纪女性气质》对二十世纪裙子的演变进行了有趣而富有洞察力的审视。

　　20世纪以来，人们对裤子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这常常成为女性解放——政治解放和服装解放——故事的背景。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权主义者和服装改革者推广裤子的失败尝试被证明是对她们事业无用的分心之举。就连女性参政论者阿米莉亚·布鲁默（Amelia Bloomer）也在几年之后放弃了推广分叉灯笼裤（bifurcated bloomer），尽管这种裤装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她坦言：“女性解放任重而道远，我们不愿意因小失大。”

　　从19世纪50年代尝试推广灯笼裤的失败到19世纪90年代的骑自行车热潮，从20世纪20年代可可·香奈尔（Coco Chanel）的“海滩睡衣”（beach pyjamas）到铆钉女工萝西（Rosie the Riveter）的连体工作服（coveralls），从1966年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的“吸烟”裤装（“Le Smoking” pantsuit）到2000年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夫人（也是参议员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裤装，裤子一直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有时只是一种身体表达方式，象征着向女性开放的全新的、不那么直观被感知到的自由。正如布鲁默本人所指出的：采用传统的男性服装就等于全盘“篡夺了男性的权利”——无论是投票的权利还是竞选总统的权利。到了19世纪40年代，“穿裤子”（“wearing the pants”，在英国叫“wearing the trousers”）成了一种俗语，指的是在男女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地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裤子被理解为专属于男性的服装。这并不是说裤子是权力的同义词或权力的象征，而是说权力（就像裤子一样）只属于男人。

　　一个不能忽视的真相是：即使裤子越来越普及，女性仍然继续穿裙子，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因为裤子提供的社交和身体“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即使是专为骑马、骑自行车或徒步旅行设计的宽松裤或阔腿裤，也可以通过纽扣式襟翼迅速变成裙子，以确保女性穿着端庄和得体。穿裤子的女性不一定是出于实际工作需要而穿工作服的劳动者；她们通常是特权精英，她们有意为之以挑战性别规范，达到挑衅性的女权主义效果或展示双性气质之美，如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和凯瑟琳·赫本。

　　1920 年， 舞者伊莎多拉· 邓肯的女儿玛戈特、安娜和丽莎穿着福图尼设计的礼服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裤子一直处于女性时尚的边缘；直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办公室、夜总会、乡村俱乐部、教堂、教室、餐馆才允许女性穿裤子。即使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按照学校的着装规定，女学生也要穿裙子，并且裙子的长度往往被明确规定，裙子既不能是长长的“奶奶裙”，也不能是超短裙。在1961年首播的情景喜剧《迪克·范·戴克秀》（The Dick Van Dyke Show）中，玛丽·泰勒·摩尔（Mary Tyler Moore）成了穿七分裤的先驱。但她扮演的角色劳拉·皮特里（Laura Petrie）是一个郊区家庭主妇，最初导演要求她每集最多只能在一个场景中穿裤子，在其他场景中都要穿裙子。1970年，摩尔在其同名电视剧中饰演一位未婚的大城市职业女性，她身着一套得体的职业裙装，洋洋自得。

　　穿裤子常常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时尚犯罪。19世纪，由于法律禁止异装，穿灯笼裤和其他分衩式服装的妇女有被逮捕的危险。其中许多人都是女性参政论者和服装改革者，她们故意引发争议。即使裤子开始悄悄进入主流女性时尚，穿裤装的女性仍会受到惩罚。1933 年，乔安妮·卡明斯（Joanne Cummings）因身着裤装出现在纽约公共场合而被捕。1938年，洛杉矶幼儿园老师海伦·胡利克（Helen Hulick）被禁止在一起盗窃案审判作证（三次！），只因为她是穿着裤装来到法院的。1941 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对穿长裤和短裤的女性处以罚款；如果发现她们骑自行车，自行车就会被没收。1943年，伊夫林·布罗斯（Evelyn Bross）因穿着裤装出现在芝加哥街头而被指控，尽管她穿的是适合其军工厂机械师职业的工装。最终，她被宣判无罪。正如法官解释的那样，“我认为，如果女孩不是故意模仿男人，那么她们就不应该因为穿宽松裤装而遭到指责。时尚正在发生改变”。20世纪80年代，在另一起广为宣传的事件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波多黎各的女律师因穿裤子被男法官拒之于法庭门外——最终，她们通过诉讼成功推翻了这一禁令。

　　然而，这些不仅仅是稀奇的历史教训，关于合适的性别服装的法律纠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时至今日，裤子在许多国家和环境中仍然是被禁止穿着的。2009 年，记者卢布娜·侯赛因（Lubna Hussein）因穿阔腿裤违反苏丹伊斯兰猥亵法而入狱；在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仅一年时间就有 4.3 万名女性因犯了与衣着相关的罪而被捕，其中许多人来自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苏丹南部，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美国，对裤子的宗教偏见也一直存在，这些偏见往往与性别认同和性别表现不一致等更广泛的争议密切相关。就在 2016 年，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Harrisburg， Pennsylvania）的一名女同性恋学生因穿燕尾服而被她所在的天主教高中拒绝参加毕业舞会，一位学校官员还威胁说要报警。

　　20世纪70年代，随着阔腿裙裤、裙式短裤（skorts）和牧人裤（gauchos）出现在T台和零售货架上，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试图绕过裙子规则，结果被门卫、侍者、校长和其他（男性）看门人拒之门外，他们把裤裙等同于裤子。直到 1989年，位于实业家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第五大道故居的博物馆——弗里克收藏馆，一直在其艺术参考阅览室的衣帽间里备着一条裹身裙，以供穿着裤子来的女性研究人员借用——这是创始人海伦·克莱·弗里克（Helen Clay Frick）制定的规定（男 士则必须穿外套）。一些较为保守的纽约律师事务所直到 20 世纪90年代初才允许女员工穿裤子；1993 年之前，美国参议院一直默认禁止女性穿裤子的规定。在1995年《纽约客》（New Yorker）的一幅漫画中，一名秘书向她的老板报告：“有几套西装和一条裙子要见您。”不仅裙子仍然是女性的代名词，而且这种转喻已经扩散到了男性及其服饰领域。尽管穿衣自由是法国大革命最受珍视的信条之一，但伴随着社会和服装的变革，法国于 1800年通过了一项禁止女性穿裤子的法律，直到2013年该法律才被正式废除。而英国航空公司直到2016年才允许空姐穿裤装。即使这些机构勉强允许女员工穿“休闲裤”，穿牛仔裤和短裤往往被坚决禁止。当为了庆祝 2022 年国际妇女节和巴黎迪士尼乐园30周年，米妮（Minnie Mouse）把红裙子换成了斯特拉·麦卡特尼（Stella McCartney）的长裤套装时，福克斯新闻评论员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批评迪士尼，“你们使她过于男性化了”，这是在“破坏我们社会的结构”。

　　我并不认为20世纪女性所取得的备受赞誉的时尚成就是微不足道的或仅仅是象征性的，但我想提出另一种解释：就舒适度、新颖性、实用性、现代性或进步性而言，裙子并不一定与裤子对立或不如裤子。当然，长期以来，女性一直穿着裙子登山、探索丛林、骑马、骑自行车、从事体力劳动，并享受体操、击剑、滑雪甚至拳击等运动，即使这只是因为她们别无选择。

　　让女主人公穿裤装，以表明她热爱运动、勇于冒险、心存叛逆，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女孩不同”，这已成为古装剧中一种取巧的陈词滥调，时尚历史学家安妮·霍兰德（Anne Hollander） 在 她 的《 透 过 衣 服 》（Seeing Through Clothes）一书中称之为“服装的伪历史”。当然，一些大胆的女明星，如布鲁默、黛德丽、赫本和阿米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曾因为穿着裤装而更加出名。但是妇女参政论者和士兵却穿着裙子游行。民权运动的女英雄——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 鲁比·布里奇斯（Ruby Bridges）、 2/3 的小石城九勇士（Little Rock Nine）* ，以及穿着教堂服装的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的游行者，都穿着裙子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和乔治亚·奥基夫（Georgia O’Keeffe）身着裙装，掀起现代艺术的革命。玛丽·居里夫人（Marie Curie）曾两次穿着裙子领取诺贝尔奖。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将人类送上月球时，用其中一台“计算机”——数学家凯瑟琳·G. 约翰逊（Katherine G. Johnson）的话来说：“‘计算机’穿着裙子。”

　　尽管女性可以选择裤装的机会越来越多——这是一种表面上更实用、更舒适的选择——但她们没有放弃裙子，这一次是她们自己的选择。1968 年，雪莉·奇泽姆（Shirley Chisholm）成为首位当选国会议员的黑人女性，并于1972年竞选总统。她以穿图案大胆的连衣裙和套裙而闻名，其中许多都是她自己设计的。有一次，她的工作人员劝 她在众议院中穿裤装，就像其他一些女性议员已经开始做的那样。结果，她确实穿上了长裤，但把它隐藏在一件长及脚踝的无袖外套里， 她的新闻助理回忆说：“她很尴尬，一直埋头看报。她那天肯定把《纽约时报》读了七遍。”对于一位在辩论中从不怯场的女性来说，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表现。虽然奇泽姆私下里也穿 长裤和裙裤，但在职业生活中，她感觉穿裙子更放松自在。

　　如今，女性拥有的时尚表达方式不胜枚举，与男性相比，当然更加包罗万象。因为尽管男性拥有权力和特权，但也只是最近才开始涉足连衣裙和短裙领域。正如阿米莉亚·布鲁默和她的妇女参政论支持者们意识到裤子是在破坏而非帮助她们的事业一样，20世纪的女性发现，她们不需要通过“穿裤子”，也不需要通过任何既实用又进步的着装方式来行使权力和影响力。随着女性在社会和身体自由方面获得进步——赢得了选举、参军和参政的权利，她们的衣柜也发生了变化。连衣裙本身不仅不再体现过时的女性刻板印象，而且变得现代了。马里亚诺·福图尼（Mariano Fortuny）、 香奈儿和让·帕图（Jean Patou）等设计师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同时融入新的品味和技术，重新定义了20世纪的服装。

　　裙摆越来越高，剪裁越来越注重廓形。去掉了紧身胸衣和衬裙等束缚人的内衣，裙子在20世纪以永恒和完全现代的形式再次出现。事实上，那个时代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时装是裙子，而女性裤装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仍处于边缘和备 受争议的状态。

　　本书通过介绍这些改变游戏规则的服装来审视20 世纪女装的历史，包括一些著名的款式，如小黑裙和酒吧套装，以及一些更令人费解的创新，比如蓬蓬连衣裙（随附端锅用的防烫手套）和的士裙（冯·芙丝汀宝裹身连衣裙的前身）。本书研究了媒体、互联网和名人在宣传和普及新时尚方面的作用，并思考了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霍尔斯顿（Halston）、 三宅一生（Issey Miyake）、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和多纳泰拉·范思哲（Donatella Versace）等重要设计师的贡献。虽然书中提到的所有款式均起源于20世纪，但它们仍然影响并塑造着当代时尚。这些创新的、有影响力的服装不仅展现了它们被第一次穿着的独特时代和穿着它们的女性，而且演绎成为永恒的时尚传统，在几十年后继续被设计师们重新诠释。20世纪裙子的故事反映了女性自身命运、自由和理想的变化。

　　虽然女性解放的故事常常被定格在20世纪人们对裤子的日益接受上，但那个时代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时装仍然是裙子。女权运动者身着裙子游行和表达诉求。随着女性在投票权、劳动力市场和整个世界的地位上取得长足进步，她们的衣着也随之改变。她们不需要用裤装表达强大或进步。福图尼、香奈儿、帕图等设计师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同时融入新的品味和技术，设计的裙装重新定义了20世纪的女性气质。

　　作者坎贝尔通过讲述小黑裙、酒吧套装、裸裙等改变游戏规则的款式，或者的士裙、紧身连衣裙等不起眼的创新，审视了 20 世纪女装的历史。这些极具影响力的服装让读者看到它们诞生的时代和穿着它们的女性，同时继续塑造着当代时尚，甚至为未来裙子的性别融合打开了大门。

　　这部闪耀的社会史，通过最具标志性和影响力的裙装：德尔斐长裙、网球裙、小黑裙、无肩带连衣裙、酒吧套装、裸裙、迷你裙、迷笛裙、紧身连衣裙……追溯了20世纪女性角色的转变，记录了女性自身不断变化的命运、自由和理想。

　　李景艳，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荣休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兼职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语言教育学博士，曾任墨尔本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助理，文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荣誉学者。译有《丛林：澳大利亚内陆文明之旅》《冷观静思美利坚》等。

　　时尚史学者金伯利·克里斯曼-坎贝尔博士讲述了20世纪女装的历史，尤其强调了几种不朽的风格，如香奈儿的小黑裙和迪奥的酒吧套装，这些风格永远改变了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的着装方式。

　　作品对二十世纪裙子的演变进行了有趣而富有洞察力的审视……这部时尚的历史以精致的细节和令人回味无穷的文字，赋予被低估的服装以新的视角和光芒。

　　从小黑裙到迷你裙再到紧身连身裙，时尚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我们的价值观和偏好。克里斯曼-坎贝尔对裙子讲述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精彩的探讨。

　　这是一封写给裙子多方面特质的情书，也是对裙子如何变化的迷人观察，从谁在穿裙子到它如何反映我们所处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