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农业源头早可追溯到一万年前。那时黄河流域开始种植粟，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已经开始了驯服野生稻的步伐。气候和环境的差异，让原始农业诞生之初就存在旱作和水田的南北差异。
粟即小米，发源于我国华北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原地区的主要食物来源。但粟米无论是产量还是热量都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难以支撑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工，绝大多数人口的时间与精力都被限制在田地里，像发动战争、兴建大型工程这样需要大量热量摄取支撑的活动在当时极为艰难。
先是营养成分更高、口感更好的小麦、高粱等作物传入，并在此后的一千年时间里逐渐取代了粟成为核心区域的主粮，并通过朴素的育种技术填饱了更多人的肚子。
其次是金属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因为铜的贵重性，青铜时代的农具还是以木头和石料作为主要材料。但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自然界中常见的铁被大量开采并铸造成器物，铁制农具出现。虽然铁器质量还不高，但对付土壤和作物已经足够，带来了一场农具技术革命。
人力耕地的做法是用耒、锹等工具将土一块一块依次掘起来，在这过程中人需要不断后退，耗费相当大的体力产出却很低。铁犁的出现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只需引导牛拖着犁向前行走，畜力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
这样的变革在战国时代完成。小麦-铁制农具-牛耕的模式，重塑了农业的面貌。从黄河中下游兴起的华夏先民，在越来越多的河谷地带进行开垦。从战国后期到秦汉年间，关中、巴蜀、河西地区先后成为的“新粮仓”。依托着这些“粮仓”，咸阳、长安和成都也成为闻名遐迩的都会。
“粮仓”扩容的背后是农作物结构的升级。当我们讨论稻、黍、稷、麦、菽这传统“五谷”的时候，粗粝的粟米已经不在此列。农作物品种的转变，空间的挪移，也带来了人生活方式的变迁。
的农谚中有“水牛耕水田，黄牛犁旱地”的说法，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水田稻作也伴随着铁制农具和水牛驯化开启了漫漫长路。
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多次中原人口向南方迁移，给传统中原王朝核心区以外的南方地区带来了大开发的机会。原本在北方不受欢迎的稻米，也因为南方随处可得的水田而得到重视，终变成了南方重要的主食。
人口的大规模南迁，带动了农业重心的南移。唐朝时代，扬州和成都并有“扬一益二”之称，它们身后的江南和巴蜀，都是举足轻重的稻米粮仓。靖康之役，北宋灭亡，宋室的南迁，让经济重心彻底转移到南方。这也意味着，长江流域成为了重要的“粮仓”。
然而，北方先民在南方的垦殖并非一帆风顺。粮食生产的核心要素是土地，但原有的耕地掌握在先来者的手中，为了填饱肚子，开拓荒地就成为了新移民佳的选择。这驱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又一次升级。
南宋时期，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先民们尝试在在这一湖泊沼泽遍布的种植农作物，他们使用了一种古老而有效的技术创造了独特的耕地垸田。“垸”就是在湖泊沼泽地带修建的挡水堤圩，农民筑造垸将湖水分隔开，再在较浅一侧将水排出，得到可以种植水稻的耕地。
如何解决水的问题是水田农业问题的核心，不管是排水还是灌溉都难以直接凭借人力完成，中原河谷平原的沟渠引水技术在南方遇到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水车应运而生。
水车是古代提水机械的总称，有龙骨车、桶车等多种形态，其核心运行机理都是通过人脚踏或者牲畜绕圈做功的动力将水提到高处。一直到清末，垸田的排水、梯田的引水都还依靠水车这一传统机械。
如果说人力驱动畜力，是的次农业革命。那么人畜力驱动水力，就是农业的第二次革命。
明清时期，在这种新技术的支撑下，围湖造田发展到了巅峰，大大充实了湖广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力，“湖广熟天下足”替代了“江南熟天下足”，变成了晚期帝国农业留给后人的印象。
长江中下游历来是的粮仓，但在晚清以后的农业变革中，却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在南方，人畜力驱动水车的运用一直持续到清末。
19世纪初蒸汽动力抽水机传入，但初并没有动摇水车在南方农业的地位。直到1934年大旱，当时省政府为了应对旱灾大量调集抽水机，日夜不停地抽取长江水灌溉田地，抽水机这一现代农业机械才开始普及。在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推进的大障碍在于，小块破碎土地的分割，让现代农用机械缺少效率。
其一，中原和东北地区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其二，新大陆的发现带来“粮食革命”，原产于美洲的玉米、土豆等作物的传入，让出现了人口的大爆炸。
这意味着，关内的人地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虽然清政府为了保护东北“龙兴之地”，严令禁止汉人到东北开垦，但仍然阻止不了以破产农民为主的关内人口“闯关东”。19世纪下半叶之后，禁令逐渐放松，更多关内居民涌入关东。
“闯关东”移民的后代，和后来日本殖民东北留下的技术与器械，在客观上为新成立后对东北地区的大开垦提供了条件。建国以后，一代代英雄儿女奔赴东北，终于让昔日的“北大荒”成为“北大仓”。这可以说是的第三次农业革命，规模化、机械化的大生产，和以袁隆平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育种、抗病虫等农业技术的升级，带来了农业的现代化。
虽然农业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现代工业也逐渐开始了对农业的深度渗透。然而，当互联网时代来临的时候，农业和新经济的联系好像显得有些疏离。在一些人眼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很难想象究竟能怎么与数字技术结合。
但作为一个应用面及其广泛的技术门类，数字化力量却不会放弃人类已有的任何文明成果。即使是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中也少不了信息技术的参与，这也将成为看似发展到瓶颈的农业迈入下一个时代的契机。从机械化到数字化，这可能就是农业的第四次革命。
举例来说，近五年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从总量上看冠绝，但平摊到全部国民头上也仅仅是略高于平均，经不起太多浪费，它能为农民带来的收入也还远称不上可观。
要解决这个问题，直接的路径，就是打通城乡，让消费者和农业生产基地建立更直接的联系。“产地直供”就是要解决这个痛点，而数字化正是“产地直供”的核心突破口。在消费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汇集消费者的订单和需求，而在供给侧，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
的农业已经经历了一万年的发展，从北到南，从黄河流域的粟米到珠江三角洲的水稻再到松花江畔的玉米，一次次农业粮仓位置的变迁的背后都是作物品种和耕作方式的升级。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有粮，国人不慌”。坚实的粮食储备，成熟的数字技术，孕育了阿里“数字粮仓”，而每一家农户和每一位消费者，都将成为这一次数字化农业革命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